任问题，也保住了皇帝个人的名誉。但是很显然，威廉皇帝从来没想过这个选项。

格勒纳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并不是他江浙湖汉北不忠诚于皇室，而是现在德国民众对于皇帝的不满已经溢于言表了。虽然德国的民众还不知道德国正面临着战败的边缘，但是德国民众对于这场漫长的战争已经感到了厌恶，这种厌恶甚至让他们忘记了当初在皇宫前游行，要求向俄国开战的正是他们自己。

而德国民众之所以会对看似节节胜利的战争感到不满，直到10月份，德国在各条战线上依旧保持着优势，没有一个外国士兵踏入过德国的领土，是因为德国民众难以忍受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匮乏，还有便是对于政府中出现的官僚主义的不满。

普鲁士王国本身就是一个军队所拥有的国家，这一点在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融合后也没有改变，因此德意志帝国的政府集权实质上是远超欧洲各国的，哪怕是还没有制定过宪法的俄罗斯帝国。战争爆发后，为了集中社会资源在战争上，政府的权力更是获得了扩张。

在1916-17年的“芜菁之冬”，政府对几乎所有食品，煤炭和其他燃料都实行了配给和价格管制。进入1918年后，几乎成为“军事独裁者”的保罗·冯·兴登堡，再次明确对国内食物供应与分配实施严格管制。

可政府虽然出台了各种政策以维护市场分配的公平性，但大多数有能力这么做的人通常会拒绝服从政府的分配政策。农民，经销商与零售商经常私下扣留一部分或者交付数量不合规的食物，然后在黑市上出售它们。

小农抗议因为肥料与燃料的缺少致使他们无法生产，而政府官员还用低价征用了他们的粮食，因此他们通常会制定一个高于政府定价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这种不稳定的市场供应，使得有钱的民众开始大量囤积物资，让市场出现了更大的价格波动和物资短缺。

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和贪腐行为，各个地区的基层官员经常发布带有地区仇恨色彩的言论，从而更扩大了紧张局势。城镇与小城市的居民站在政府的一边攻击农村的抗议者，各王国，公国与自由市之间互相咒骂着对方，声称对方抢走了本该运来本地区的粮食。

符腾堡王国当局宣布本国内生产的食品将不得外流；愤怒的不莱梅自由市居民则报道鲁尔区的官员擅自违抗帝国诏令允许农民使用土豆酿造杜松子酒。即使是巴伐利亚王国的改革派大臣格奥尔格·冯·赫特林也在1917年纵容国内民众私自扣留食物。

国内地区间的对抗很快就传到了前线，士兵们对食物的数量，质量，与按照士兵地区来源的分配制度表达了深刻不满：在西线战斗的巴伐利亚士兵经常表示，他们身边的普鲁士步兵团比法国人更坏。

为了获得粮食养活自己的家人，德国民众攻击食品批发商比攻击军火商人更甚，他们认为是食品批发商的囤积居奇造成了面包价格的暴涨。为了安抚民众，德国的各个政治集团或多或少的把国内粮食短缺归罪于，是那些国内的少数民族偷走了德国人的面包；又或者宣称犹太人应当为货物的高价格和低劣品质负责。

哪怕德国在东线从波兰、乌克兰地区搜刮了大量的粮食，但也无法填满德国人的肚子，这也使得德国的战时体制渐渐开始崩溃。德国民众指责某人不讲信用，就会嘲讽的说道：“食品券承诺你，但食物不给你！”

1918年的9月，德国的粮食价格已经上升到了战前的三倍。柏林战前的猪肉一公斤不过1马克，但是到了1918年，黑市上一公斤猪肉涨到了25马克，至于国营商店里就看不到猪肉。战前莱茵兰工人一个月的伙食费用也才26马克，这大致是他们一半的月收入。

民众对于食物供应不足的怨气，已经超过了他们对于战争的怨气，而威廉皇帝就是民众眼中的罪魁祸首。毕竟，现在的内阁是对于皇帝负责的，军队也是从属于皇帝的，议会并不能左右皇帝的决定，自然他们现在所受到的罪都是皇帝带来的。

因此，以格勒纳为代表的一批军官认为，只要皇帝能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让民众发泄了心中的怨气，那么德国的民众还是会支持下一任皇帝的，而和皇帝捆绑在一起的军队也能顺势躲开了民众的责难。作为拟定了欧洲大战的计划，并劝说皇帝开战的军队来说，不管他们如何推卸责任都无法撇清自己的责任的，因此最好就是一言不发，表示自己只是遵令而行。

除了这条路外，兴登堡也好，格勒纳也好，都找不到让皇帝和军队同时上岸的办法。直到格勒纳看到了霍夫曼的电报，他简直难以理解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假如这封电报只是发给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