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和列强就国家主权进行协商，共和党上层则正在为革命新路线争吵不休，对于继续向南推动革命的事务，暂时并没有什么人关心。

在吴川的熏陶下，共和党对于政治斗争的理解终于从人事斗争转向了路线斗争。吴川以“武装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资本主义”奠定了自己的国内革命路线。凡是不支持这一路线的党员，不是自动退党，就是被调离领导岗位了。

面对吴川这种路线斗争的打击下，党内那些试图维持人身依附关系的小圈子，很快就被碾碎了。那种封建时代的兄弟义气或师友关系，本质上就是维护小团体的利益，而路线斗争则是维护党内大多数人的意义，当两者发生碰撞的时候，只要上层没有完全腐化，那么胜利的终归是路线。

背叛党，背叛人民，在路线斗争前绝不是一句空话。相比之下，你背叛小团体的利益，受到的惩罚不会比这个更重了。梁廷栋、李大钊提出的城市公社化运动，同样是一种新的路线。这条路线的方向，就是落实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实施过程。

宋云桐虽然理智上并不反对城市公社化运动，但是他不能坐视梁廷栋主持这一路线。这将意味着，梁廷栋在党内压倒其他人，成为吴川之下的第二人，这显然是难以让他接受的。

在他看来，这一路线等吴川回国后亲自主持也来得及，现在梁廷栋这么迫不及待的在吴川没有归国时提出这一路线，显然有抢班夺权的味道。

在一边要求各地就城市公社化运动进行仔细考量外，宋云桐也只能要求派人转程前往莫斯科向吴川请求指示。而吴川给出的指示是，“要因地制宜的推动城市公社化运动，不要怕犯错误，对于在公社化运动中发现条件还不成熟时，也不要怕丢脸，可以暂时退回到起点，等到条件成熟再上马。”

吴川给予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就是原则上支持城市公社化运动，但是并不主张一下全部铺开，他在信件中指出：“…公社，将会成为社会主义最小细胞的组成，城市公社的发展将会实现城市居民之间的联合，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联合。当实现了城市之间的大多数联合，那么乡村公社也将提上日程，从而形成城乡之间的联合。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下一个目标就应当是消灭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差别，最终消灭阶级之间的差别，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

共和党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吴川给出的公社化运动方向的指示，但是很快，宋云桐就接着决议同梁廷栋争夺起了城市公社化的领导权。他认为梁廷栋负责公社内党员的联合，李大钊负责公社运动的宣传工作，但是组建公社的工作还是应当由劳动和经济委员会来负责才对。在吴川不在国内的时候，这委员会刚好由宋云桐领导着。

此时的共和党，最关心的外交工作正被吴川接手者，至于国内最为重要的工作，大多数委员都认为，一个是国内的经济建设，另一个则是推动城市公社化运动，至于北京政治或向南推动解放区的扩张，他们倒是都认为 可以先放一放。

革命委员会趁着一战发了一笔横财，但是这边横财最大的成果就是东北地区已经建成的基础建设和工厂、学校、水电站、火电站等硬件。18年到19年，则是对环渤海地区及黄河沿岸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城镇的建设。但是再想要往南扩张，当前的革命委员会已经力有未逮了。

这七八年积攒下来的资本、技术工人和机器、钢材、水泥产能，差不多已经用到极限了。毕竟，中亚、新疆那一块的基础建设也正铺开，东北、山东的工业产能依然不足以支持这么大的摊子。

而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特别是长江流域，同样吃到了一战的红利，虽然他们并没有吃到东北这么一大块肥肉，但光是向北方出售原材料和向协约国出口初级加工品，也已经让这一地区的民众生活水平超越了过去100年里最好的年份。

比如，安徽休宁县东乡湖边村，通过率水，上通屯溪，下达杭州，村子里有56户人家，每户平均年收入157银元多，其中农田产出68元多，副业收入接近90元。凭借着副业收入，这个村子的儿童上学率达到了一半。

最好的安徽厂布重48两一匹，市场价格2.8-3元，1匹布用纱成本1.8元，工资0.3元，染料0.2元，用铁木机一日能成2匹布，日工资就是0.6元。在战争的刺激下，这种土布几乎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有时还有人溢价收购，于是长江中下游等地开设纺织工厂的地区，都出现了经济旺盛的景象。

在这些地区，农民觉得现在的日子很安乐，比辛亥革命的时候好的多。辛亥革命的爆发，原本是得到了农民和市民的支持的，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