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不仅进行骚扰，还常有不给钱坐黄包车的事情发生，并对讨要车钱的车夫大打出手。

辛亥革命时，几名日本士兵就因为一名中国车夫挡住了自己的去路而对其大打出手，一度闹出了外交纠纷。还有日本士兵公然窥探中国军队军情，被抓住后，日本租界驻军不仅不道歉还要追究中国军队责任的。

因此在革命军抵达汉口之后，汉口市民和学生们就开始集会和游行，一方面欢迎革命军南下，一方面则是希望革命能够收回汉口各国租界，就如收回天津租界一样。

进驻汉口的是邓振镛、张富安部，进驻安徽的是张孝准、王天培。武汉当地的共和党组织较为完善，有着陈澄、董用威、林祥谦一大批学生和工人结合的党员，安徽地方的党组织就比较差一些，最终耿谨文请了陈独秀回安徽组织善后事务。陈独秀南下时，顺便带上了几个他自己发展入党的学生，其中一个的名字叫做张国焘。

12月25日，几名日本浪人对于中国学生在街头集会发表的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的演讲感到不满，他们试图阻止学生演讲并撕毁了中华民国的国旗，于是便激怒了围观的市民。在混战中，一名日本人逃入了附近的英国租界，叫出了一队英国巡捕解救自己的同伴，于是很快就引发了市民同英国巡捕的冲突，这一天2名日本人和3名中国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轻伤。

原本还比较克制没有进驻汉口市中心的革命军，在武汉当地共和党分部的请求下，一边派人进驻英租界及日租界外围，一边向英日租界提出了交涉。

日本汉口领事很快选择向革命军服软，表示会对闹事的日本浪人进行处罚，但拒绝把日本浪人交给中国法庭审判。但是英国汉口领事不仅拒绝了革命军和共和党的交涉，还表示英国巡捕有权维持治安，不管是在租界内或租界外。

革命军和英租界的关系顿时紧张了起来。26日到29日，汉口、武昌各界群众分别举行了20万人和10万人的反英声讨大会，会上群众一致要求：实施对英经济绝交，要求政府收回英租界。

1920年1月1日，九江市民声援武汉人民，并也提出了收回九江英租界的提议。惹出事端的日本人观望着局势，禁止日本人外出，因此中国各地发起的群众运动几乎都指向了英国人，这让中英关系陡然紧张了起来。英国驻华公使埃斯顿爵士虽然知道此时激怒中国人的反英情绪是不妥当的，但是他的在华同僚并不了解这一点，反而把他试图缓和局势的言词当成了软弱。

埃斯顿爵士这才意识到，和北方经常同共和党接触的这些同僚相比，南方的那些英国外交官真把欧洲战争的胜利当成了英国的胜利，因此他们觉得现在可以不必再对中国人有所忍耐，而可以给中国人一些教训了。这种心态和发动了阿富汗战争的英印政府官员是一样的，他不得不派出麻克瑞南下汉口处理这件事务。

不过就在麻克瑞刚上火车的这天下午，共和党武汉支部的宣传队在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前发表反英宣传，英租界当局再次突破了底限，下令水兵上岸驱逐江汉关前的市民。英国水兵使用了刺刀，戳上了10余名群众，然后革命军就赶到了。

因为现场群众太多，革命军没敢动用枪械，英国水兵和革命军对峙了一阵就退回租界了。但是很快邓振镛带着装甲团就赶到了现场，疏散现场群众后，邓振镛向英租界发出通牒要求1个小时内所有英国水兵交出武器走出租界，否则他就要下令进攻租界。

汉口英国领事和租界工部局董事看到革命军出动的坦克和装甲车，才知道对方是和自己来真的。英国领事一边向革命军回话，表示租界受国际法保护，进攻租界就是向英国宣战；一边则下令江中的英国军舰卸下炮衣，试图威胁革命军。

邓振镛没有理睬英国人的恐吓，而是一边下令共和党武汉支部疏散汉口市民，一边下令驻扎在汉口附近的军队包围汉口，准备交战。一个小时之后，一队飞机飞临汉口上空，邓振镛当即下令军队以装甲团为前驱进入英租界保护侨民，逮捕武装匪徒。

日本人、法国人、俄国人和江对面武昌城内的徐树铮都默默的注视着汉口英租界，一是看英国人究竟敢不敢开炮；二是看革命军到底是做秀还是来真格的。

很快，他们就看到，英国水兵向着岸边的军舰逃亡而去，拦在英租界路口的巡捕撤回了巡捕房，徐树铮接到了英国汉口领事的来电，通知他派军警入租界维持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