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

这个基层党组织可不仅仅是指乡村内的党组织，还包括工程建设部队内的党组织，而工程建设部队又和军队关系密切。因此张绍曾很快就发觉，他自己反而还处于劣势了，因为现在支持他更多的，反而是党外的知名绅士，基层党员反而看不惯他们这些老是待在城市里的高级干部了。

张绍曾立刻察觉到了不妙，要是陕西省党员中的大部分不支持他的话，那么他在党内选举中央委员时可就要麻烦了，那些党外的绅士可没权力投票给自己。

于是张绍曾修正了自己的立场，在西北局的会议上他表态道：“我们的党对于农民里的宣传应当注意地方政府征收田税的问题，同样也应当在大多数小私有者的农民之间，鼓励他们反对土豪劣绅…这种前清官僚的遗孽大半是村里实际上的政府。为了解决一切地方经济行政问题起见，应当在农民之中宣传选举代表农民机关的主张…”

而同时他也感受到了这些中央党部直属的年青干部的威胁性，他们不仅在舆论上支持各地的农民运动，还建立了农民夜校和农会，以帮助农民理解革命道理并组织起来，这些行动虽然扩大了共和党在陕西的活动范围，但也让基层党组织开始脱离省党支部的管理。

张绍曾只能打电报给在北京的吴川诉苦，并在电报中请求把李润石调走，他向吴川如此说道：“…其他人还有一些大局观念，知道应当争取开明绅士和我们一起搞建设。

但是这位仁兄却是唯恐天下不乱，说什么：农民在乡下造反，绅士们都说糟得很，我却说好得很。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于革命几十年，所要做到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里就做到了云云。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农民运动之后的一地鸡毛，地方上的封建势力也许是打倒了，但是地方上也已经空白一片，几乎没人管了。这样下去，我们还怎么建设？

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农民参加革命，农民参加革命我是支持的。但是这样打成一片空白，真的是中央的路线吗？如果是的话，我当然服从中央的命令。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应当让这位仁兄回去学习学习中央的路线了…”

耿谨文、王葆真也看过了张绍曾的来电，王葆真对于土地改革并不那么的关心，他更关注于共和党执政后的外交路线，因此对于张绍曾的抱怨不置可否。

倒是耿谨文为李润石说了几句，“现在这个局势，保证国内的稳定还是应该放在前面的。不管是政权交接，还是将要推动的五年计划，都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局势。

当然，李润石同志的想法也不是错误，如果真的能够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农民革命运动，那么对于我们快速的掌握全国统治权力是有利的。只是农民革命运动实在太不可控了，一旦爆发起来，也许就会让我们直接和帝国主义对上，我觉得还是先建设和教育，完成一五计划之后，再考虑解放农民的问题。”

吴川沉吟了半天之后，终于还是摇头说道：“农民革命也许能够完成中国革命，但是建不成社会主义。当然，没有一场翻天覆地的农民革命，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就不能被摧毁。

我们需要李润石这样关注农民革命的同志，他们在党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要让这些同志的力量再强壮一些，再去发动农民革命才更有把握。我看，就接张绍曾的意见，把李润石调动回来吧。正好，我们和美国人谈成了政府部门考察的计划。就以这个名义调动，顺便把安徽的张国焘也叫上来，让他们两人作为第一批考察团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