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委员会和我们正在洽谈的贷款之内。

此外就是要确保西伯利亚铁路的畅通，为此我们必须要用西伯利亚临时政府把那些反动势力集结在一起，然后一次性打倒他们，这样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就不会出现太多的反苏维埃游击队，那才是最为糟糕的局面。”

克拉辛可以对吴川的无产阶级信仰有所怀疑，但是他不会去怀疑吴川对于这场大战的判断，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位中国共和党的领袖已经完美的证明了，他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并不亚于列宁同志，甚至于有些细节上吴川要比列宁同志把握的更准确。

至少列宁同志也同意，吴川在中国革命爆发前所做的那些准备，和在德、俄帝国主义中表现出的周旋能力，已经证明了这是一个具有高度预见性的政治家。至于之后的欧洲大战爆发，更是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吴川对于德国战败时间的判断，这就不是克拉辛可以私自处理的问题了，这将关系到人民委员会对于一系列政策的调整，因此克拉辛只能向吴川表示自己需要一点时间思考这一计划，从而结束了双方之间的第一场会谈。

6月的哈尔滨已经有了几分初夏的意思，街上的行人都已经换上了单衣。假如有一个哈尔滨修建铁路时就迁移过来的俄国人站在街头，就会感慨一下人类的活动对于环境的改变会有多大。二十年前不过是森林沼泽和渔村的地方，现在已经耸立起了一座极为现代化的大城市。

现在的哈尔滨不仅人口超过了70万，这座城市还居住着来自19个国家约27万外国侨民。其中俄国人约有18-19万人，占了外国侨民中的绝对多数。这些俄国人三分之二是战争爆发之前迁移过来的，在中国人对哈尔滨城市进行扩建时，俄国人赢得了其中大多数工程，因此掀起了一波迁移浪潮。三分之一则属于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之后的逃亡人群，二月革命爆发后跑来的大多是君主主义者，十月革命之后跑来的人群就比较复杂了。

虽然其中的一部分人转道去了远东自治领，但是大部分人都还是留在了中国，主要是哈尔滨等大城市。因为这些革命之后逃亡出来的俄国人大多为城市居民，他们没有意思去远东自治领当农民，而伯力也没有这么多工作岗位提供给他们，哈尔滨不仅机会众多，环境也更适合居住一些。

比如现在站在站台上为安娜送行的母亲和姐姐，已经开始习惯于在哈尔滨的生活，住在俄国人社区中的她们并不感觉这里有什么不便，反而认为这里比莫斯科更容易交到新朋友。不管是革命前还是革命后跑来的俄国人，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已经意识到，他们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眼中的难民。

虽然不少俄国人还试图维护他们在这座城市中的特殊权力，但是在中国人的步步逼迫下，这座城市的管理权力已经开始全面的向中国人手中转移了。有一些人动了离开的念头，不过大多数俄国侨民还是选择了留下，因为他们还在期待着国内恢复正常，哈尔滨只是一个暂时居住的地方而已，更何况许多人逃到哈尔滨已经两手空空，再想往其他地方跑，既没有这个资金，也未必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等级分明的俄国人社区，倒是模糊了一些阶级和政治上的差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反而比国内时温馨起来了。

如在国内时根本不关心时事的叶琳娜，在安娜来哈尔滨探亲时，也不断的向妹妹描述着那些逃亡来中国的俄国侨民的悲惨情况，甚至还有人连入境都成了奢望。即便在安娜离开时，叶琳娜也不忘对着安娜强调道：“安妮亚，你这次回去一定要找机会向吴陈诉，反抗布尔什维克的暴政这是每个俄国人的权力，他们怎么可以以这个理由拒绝俄国人入境的申请，这是不道德的行为。”

安娜抱了抱姐姐有些无奈的说道：“我只是吴的私人秘书，并不能决定他应该做什么。不过我向你保证，我会向他提出请求的，我也不赞同他们拒绝妇女和儿童入境避难的决定。”

安抚住了姐姐之后，安娜又温柔的抱着抹着眼泪的母亲告别道：“妈妈，我只是在长春上班而已，只要休息了就能来看您，您为什么要哭呢。”

“女孩子可不应该在外抛头露面。”男爵夫人口中回应着女儿，又悄悄在安娜耳边说道：“外边的事情还是让男人们去决定吧，我们只要在家中为他们祈祷就够了。”

安娜顿时有些赫然，不过恰好汽笛响了起来，她于是向母亲和姐姐再次告别，然后转身上了火车。看着站在站台上向自己不断挥手的母亲和姐姐不断远去，安娜心里也莫名的生出了几分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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