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肯服从总理的号召响应二次革命的那些人吗？既然他们当初能够背叛革命，那么谁能保证他们不会背叛第二次？

真正效忠于总理，对于革命从无二心的，江浙湖汉北只有我们这些当初抛家舍业跟着总理流亡于日本的老同志。一旦有什么事发生，总理不指望我们这些老党员，难道还要去指望那些墙头草吗？

现在我们之所以要笼络这些墙头草进入新的国民党，那是因为我革命党离开国内数年里，已经流失了许多国内的基层党员，假如没有这些地方上的有力人士支持我们，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竞争得过不断往各地渗透的共和党。

而这些地方有力人士也需要总理的三民主义去抵挡共和党的过激主义，因为共和党动不动就叫那些乡村和城市中的群氓起来反抗有产者，说什么要打倒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可见我党和这些地方有力人士的合作不过是互相利用罢了。

当然，这些地方有力人士也未必支持总理的三民主义，所以在我们掌握了地方上的民众之后，为了实践总理的三民主义，我们同样是要把这些反对三民主义的地方有力人士打倒，从而真正建立起一个三民主义的社会…”

这些各怀心思的国民党内各团体，很快就分裂成了数个派系，为了争夺党内和政府中的职务互相攻击了起来。一开始这种争权夺利的行动还是背着孙中山的，当然孙中山并不是不知道，但他实在是无力说服双方，只能装作听不到看不见了。

不过等到共和党就上海事件和新政府的成立提出了一揽子要求之后，国民党内部的斗争终于被摆在了桌面上。一派是胡汉民、戴季陶等人联合了韬园派，主张应该支持政府对抗共和党的压力，以求和平解决上海事件；另一派则是居正、谢持等人联合了政学系，主张应当顺着共和党的意思向政府发难，倒徐世昌的阁，然后由国民党单独组阁，从而达成府院一致的局面。

7月25日下午，孙中山不得不召集了国民党高层在中南海居仁堂内，就上海事件和共和党的一揽子主张进行公开讨论，以求弥合党内的分歧，得出一个能够令双方妥协的方案来。

虽然居仁堂的角落中放着盛放冰块的铜盆，过堂风一吹都能让人冷的一哆嗦，但是不知为什么戴季陶还是觉得大厅内闷热的很。还不如刚刚在外面走路的时候，虽然今天下午的阳光挺晒的，但是走在林荫小路上，被湖风一吹就凉爽了下来。

不过他转头瞧了一眼坐在上首位置的孙中山嘴角生起的水泡，心里想着今天在座的最为烦闷的恐怕还是总理了。心里想归这么想，但是戴季陶还是在会议召开后第一个站出来对着居正、谢持等人指责道：“当下总理坐上总统的 位置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迫不及待的要推翻内阁，这是想要让总理撕毁当初对各方做出的承诺吗？你们到底有没有想过，这会给总理招来多大的麻烦？”

谢持注视着戴季陶的双眼并未有所避让，他坦然的说道：“政党政治本就是总理过去一直所提倡的共和理念，我提倡他有什么问题？再说了，现在的内阁总理徐世昌是何许人也？”

谢持停顿了一下，转动身体扫视了一遍大厅内的诸人，这才重重的接着说道：“这是前清的总督，帮助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首恶。

之前总理和各方妥协，是为了能够先恢复共和制度，然后再实施真正的共和理念。这北洋军什么时候支持过共和？袁世凯废除内阁自任大总统，除了一个名分外，他和满清的皇帝有什么区别？而袁世凯之所以能够独裁篡权，不正是靠着北洋军的支持吗？

我们和共和党顶多是对共和理念有分歧，但是和北洋军究竟有什么可谈的？更不必提，现在北洋军驻扎在长江一线，使我南方民气多受其压迫，若是不先打倒了北洋军，我南方各省还怎么建立三民主义？

眼下上海事件正是我们逼迫徐世昌主动辞职的大好机会，错过了这个时机，那么我们何时才能完成政党政治的实践呢？这共和制度又从何谈起呢？”

戴季陶不以为然的反问道：“要是徐世昌不辞职呢？要是他干脆完全的倒向了共和党呢？那么总统府今后对于政府还有什么影响力？”

谢持顿了一下，但很快就回应道：“难道我们不去逼迫徐世昌，徐世昌就不投向共和党了吗？”

这下戴季陶倒是被堵的说不出话了，北洋内部和共和党合作的人本就不少，除了那些南边的那些北洋军人，北面的北洋军实质上已经被被共和党给控制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虽然如王士珍、段祺瑞等北洋高层还试图凝聚人心，动辄以我北洋团体如何如何，但是基层的士兵和低级军官基本上都成为了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