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还是总统，那么底下的官吏和普通国民天然会倾向于国民党。因为作为中国的元首，他就是为整个国家的社会各阶层划分蛋糕的执刀人，谁会去得罪执政者呢。哪怕是满清最腐败的时候，还不是有大部分民众认为，坏的是官吏，皇帝还是好的么。

所以，我们一定要向国民证明，孙中山喊喊革命口号，编制一下建国方略还行。领导国民党建设国家这样艰难的任务，最终还是得靠我们共和党来办。

而向国民证明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改造我们脚下的北京城。民国元年，北京内外城人口72.5万人，再加上城外的居民，北京地区人口约在百万以上。只是除了城外这三、四十万居民大多从事农业之外，内外城居民除了官员、商人、军人和一些手工业者外，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口都从事的非农、非工、非商的职业，即奴仆、艺人、护院和娼妓。

可以说，如果今日北京政府搬离北京，那些政府官员、商人、军队都跟着离开的话，那么剩下的北京人就要陷入无业的状态了。按照吴川同志的说法，北京现在就是一座纯消费城市，是需要全国的给养才能生存下去的地方，这也就使得北京城几乎没有什么自保的能力，谁占住了河北的铁路和内河航运，谁也就控制了北京城，因为没有从外地运来的物资，北京城内的人就要饿死或冻死。

所以我们也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谁能养活北京人，谁就指挥得动他们。比如现在，虽然北京地区依旧是北洋的力量占据上风，但是北京城内却没有多少人敢违抗我们的要求的，就是因为我们不仅控制了河北的交通，还占了河北的农村，我们才是养活北京的人。

但是，北京人依旧还很难同北洋官吏、满清遗老和地主乡绅的代表决裂，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为以上这些人提供服务，没有了这些人也就没有了工作。虽然我们能够养得起他们，但是我们不可能如满清和北洋政府那样养着他们，那样只会让我们成为另一群民国新贵。

因此，我们想要真正的控制住这座城市，光是控制从外部输入的物资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彻底的改革北京社会的各阶层，从而培养起我们的真正支持者。支持我党的，必然是工人阶级，只有建立起大量的工厂，把这些北京人都送去工厂中工作，让他们依赖劳动去养活自己，我们才能真正的掌握住这座城市的底层社会。

除此之外，北京内外城居住的这70余万居民，除了那些官吏、商人和有产阶级能够享受到自来水、电灯、电话和煤气等现代科技外，剩下的民众的日常生活出行几乎和上个世纪中叶没什么区别。

这些平民用不上自来水，他们还在喝着水车送来的水，挑水夫从城内各处甜水井运来水，然后穿街走巷的去卖，一分钱、二分钱或几分钱。

平民们基本用不上电，也用不起电，关外一度电不过几分钱，而北京城内一盏电灯每月要1块大洋。平民使用燃煤还要自己去城墙根边上挖黄土，然后弄回家和煤球才能做饭烧水…可以说，和东北的城市居民相比，北京的城市居民没有享受到任何公共设施的便利，也几乎得不到政府的任何帮助，与其说北京是一座城市，倒不如说这是一座无数地主庄园拼凑起来的大乡村。

所以，我们应当在北京建立起工业以解决北京居民的就业问题，只有给这些北京居民找到了事情做，我们才能够取缔这座城市中的娼馆、烟馆和赌馆，才能极大的减少城市中的无业游民和流氓地痞，才能削弱那些旧统治阶层在这座城市中的影响力。

而对于北京的城市改造，不仅能够极大的提升作为中国首都的城市形象，还能够消灭城市中每年流行的各种传染病，并提供给市民公共服务和工作岗位，这对于树立我党在北京市民中的形象是有好处的，也可以借此打击国民党的空口白话许诺…”

至于邵飘萍则更注重于对土地改革的关注，他说道：“当前的土地改革虽然进展迅速，土地改革使得半自耕农和贫雇农从租地所得不足一半，上升到了73%左右。

华北地区自耕农户在土地改革前的人均收入约为106元一年，半雇农收入约为人均52元一年，雇农一年的收入在40到50元之间。

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随着田赋的减轻，自耕农一年人均收入上升到了127元，半雇农和雇农则上升到了86-104元一年。华北地区过去一年向地主缴纳的约2.4亿元地租被废除，这笔钱都流进了农民的口袋，从而极大的提升了农民的积极性。

但是，在土地改革中还是出现了许多问题。一些问题是出在了地主身上，一些问题是出在了我们的党员干部身上，一些问题则是出在了贫雇农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