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的。

另外，我们也已经开始恢复伊尔库茨克和库兹涅茨克的煤田生产，和改造西伯利亚铁路的几个节点，很快我们就能解决燃料问题和从哈尔滨到乌法直通车的问题，这样也能提高现在一倍以上的运力。

至于中亚这边，我接下来打算去往塔什干等地走上一圈，如果时机合适就会正式推动斜米到塔山和伊犁的铁路修建，这两条铁路一旦修建完成，我们也就正式打开了新疆西北面的大门，这将对新疆的开放给予极大的帮助。”

宋云桐终于点头应承道：“如果能够加快江浙湖汉北进入新疆铁路的建设，那么我认为调整一下运力也是有必要的。对于我们来说，西伯利亚铁路终究不是自己的铁路，还是应当尽快修通新疆到外蒙古的铁路，才能让进出新疆的交通不受外部因素的干预…”

当宋云桐和朱和中一路向西的时候，北京城内再次闹翻了天。民国自建立以来，北京城内的居民就没有一年看不到热闹的，而这些热闹大多和南北革命党有关。过去在满清时代，北京城的居民们听的最多的还是某某地方又出现了暗杀官员的案子或革命党又起事了，总让人觉得这大清朝要完。

而到了民国，北京城的居民们最津津乐道的还是北洋派和南北革命党打嘴仗的日常，或是北方的革命党同洋人打嘴仗的日常，总之这民国就像是一出永远都结束不了的戏剧，虽然日子不好不坏，可至少每天总有新闻可看，这日子过的倒是比前清时要快活了不少。

这一次全城居民热议的就是，共和党居然去大理院把慈禧先太后和已经退位的宣统帝给告了。共和日报、华北日报等一系列报纸详细的刊登了共和党控诉慈禧和宣统的理由，并还对这些控诉的理由进行了分析。

虽然从京师改成了北京，但是作为全国的都城地位却并未改变，而袁世凯自认中华民国是继承了满清的法统以抵制他是从革命党中接收的政权，也使得北京除了遭到一次兵变后就几乎没有任何的改变。

前清时城内破破烂烂的道路，因为年久失修，过去明代遗留下来的石板路已经变得凹凸不平，因此哪怕是皇帝出行也需要用黄土铺平凹凸处，在这样一层层黄土的铺垫下，城内的大道很快就变成了中间高两边低的格局，加上道路两侧民居商铺的挤占，明代时地安门大道宽28米，现在连16米都不到了。

这种狭窄且尘土飞扬的街道，实在是成为了北京城的一大害。据说雍正朝皇帝想要从城里修建一条到西陵的大道，按照明代的规格修建，结果修了八里就停工了，因为这八里路就花费了8万两白银，想要修完整条路就要花费300万两，刚好是一年岁入的十分之一。

这个故事自然不是为了夸耀雍正皇帝的节俭，而是说明了满清的贫穷，号称盛世康乾时期居然连条路都修不起。袁世凯号称继承了满清的法统，这个事其实没多少人认可，但是民国继承了满清的贫穷到是没有人否认的。作为一个新建之国，北京几乎就没有看到什么新气象，真正有所改变的也就是东交民巷这一块。

东交民巷在庚子国难后就被列强霸占了去，之后这里就被公使团当成了租界进行了经营。从前门到天安门，也就东郊民巷这块建起了现代的建筑和各种公共设施，并完成了路灯系统。这也是公使团一度不想把东交民巷交出来的主要原因，公使团觉得这块地方完全是他们投资建设的和中国人无关，他们也认为中国人并无能力经营现代城市。

不过随着天津租借地的失去，共和党的势力开始深入到华北地区，当共和党派出一队警察接管东交民巷时，因为一战而四分五裂的公使团终于没能挡住中国人的强硬要求，特别是在这些警察准备开着装甲车强行冲入东交民巷后，英国人终于选择了和平交接。

应该来说，虽然满清对于修缮街道等公共设施不上心，但是在维护内城的个人住宅上，满清还是相当用心的。偌大的内城直到清末也只住了4、50万人，因此内城的建筑几乎都带有一个大花园，城内树木反而比城外要多的多，近城的树木几乎都被砍了。

在这种一成不变的环境中，除了民国初年大兵在大街上逼人剪辫子，让人感到世界有所改变外，其他时间里城内居民并不觉得现在和过去有什么不同。甚至于某些人直接把总统当成了过去的皇帝，认为这民国不过是换了个汉人当皇帝而已。

在这种思潮下，有些幸近之徒曾经想要通过向袁世凯递交劝进书来谋取一些好处，有些遗老遗少则把袁世凯当成了窃取了家主财产的家奴，而更多人则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继续过自己的小日子。这些无所谓的群众不仅仅是汉人，同样还有内城20多万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