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封闭，街区公社委员当众宣布，这座修道院的地产将收归国有，准备用来建起所中学。

另外马拉毕生呕心沥血创办的《人民之友》，也不再继续发行，大部分排字工和零售商，被罗贝尔夫人和劳馥拉的《两性友爱报》收并，这份报纸迅速成为巴黎市政厅的宣传喉舌，负责宣扬“救国委员会集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针对大不列颠反动的《太阳报》和《反雅各宾》报刊，发起强硬的论战。

罗伯斯庇尔对此非常满意，他专门签署法令，给《两性友爱报》拨款三万里弗尔，从此政府宣传口便归这份报纸，《致选民信》则主张用来宣传他的那套公民美德和至高主宰论。差不多同时，劳馥拉.赫尔维修斯真的得到了份“官职”，即“共和国海外宣传委员”，这姑娘以“法兰西贞女”自居，每年从市政厅财政里能获得两千两百里弗尔薪水，还有三万里弗尔的“特务活动经费”，她在市政厅大厦的一层还有个办公室，正式开始了腾飞的道路。

疯人派和无神论的惨败，在历史上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就宗教的角度来说，其和法兰西革命时代的政治息息相关。王政时代，以罗马圣彼得教宗为主人的传统教会，曾也是反对路易十六的代表力量；当革命推进到攻陷巴士底狱及制宪会议后，冉森派教士开始成为鼓吹君主立宪制的主力。

而疯人派们所信仰的“无神论”，其实是霍尔巴赫的社会唯物主义（霍尔巴赫男爵，唯物主义圣经<自然的体系>作者，他死于1789年），当然无神论只是疯人派的旗帜，如果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深入探询的话，就不难发现，以街区公社无套裤汉为主的疯人派，追求的是“城市无限自治”，带着很强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因城市自治往往和集权政府理念严重冲突，故而无神论，实则就是反对尊崇和服从任何权威，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无论是天国的还是俗世的，都加以抗拒反对。

至于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救国委员会呢？它所信奉的“至高主宰”理念，实际便是法国美国不少人信仰的（包括富兰克林博士）“自然神”，这种“主宰”便是要求整个国家必须服从某个集中意志，外在的政治表现，就是国民公会企图建起个立法、行政权力一体的集权政府。

所以我们不难明白：任何革命，既是政治的剧烈冲突，也是思想体系的动荡不安的表现。

当花月刚刚开始时，丹东就来到德穆兰家在巴黎郊外的农庄，建议他停办《老科尔德利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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