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语流传出去。

许多日本的进步人士便是因为私下传播“反动”言论，被军警抓捕乃至杀害，特别是近十几年的高压统治下来，日本国内已经愈发有了肆意愚民的趋势。

对于日军在夏国犯下的罪孽统统隐去不提，然后着重描写少数侨民在战争中的遭遇，还不忘进行各种添油加醋，以激起国内民众对夏国共党和赤露的仇恨。

最终的目标，自然是骗取那些民众不断把自身血肉投入到侵略战争当中，以满足上层对土地、资源和财富的渴望，这便是日本法西斯政府的固有套路。

实际上，土共在通州一事中向来是行得正坐得直，在红军尚未入城之前，不满日军压迫的伪军部队发动起义，本就没有多少组织纪律可言的保安队，不可避免地对部分日侨聚集地造成了破坏。

但无论是通州地下党的同志，还是后面进城的红军指战员，都严格遵循了中央的指示，一切行动仅针对日本武装人员，不得波及到普通平民。

为此，地下党小组甚至在上级的命令下，临时动员了一批听从指挥的保安队员，将部分受到战乱威胁的日侨妇孺保护了下来，差点就因此和张庆余等人翻脸。

若不是红军及时赶到，这矛盾即便没有当场爆发，也可能变成足以致命的隐患，毕竟无论哪个军头都不愿见到有人挖他的墙角。

当然，正是因为知道红军马上就要来了，上级部门才会决定行此险招，否则为了地下党同志的安全着想，也只能以稳妥为主了。

有意思的是，那次冒险居然很快就获得了回报，在当晚红军征集司机运输弹药时，就有一名妻儿在当晚受到保护的日侨自告奋勇，虽然为了保险起见，最终没有让他协助执行军事任务，但能出现此例也是始料未及了。

在长期军国主义的熏陶之下，除非重新接受一波社会主义教育，否则很难有人主动从已有的思维惯性中挣脱出来。

包括那名自愿站出来帮助红军的日本侨民，倘若确实是出自真心的话，那也应该属于极少数的特例，对此土共当然有所认识。

但对于一个组织而言，只要能够始终坚持原则，肯定会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实际行动，不断感染越来越多的人。

反倒像日本那样，嘴上说着一套，手里做着一套，或许能够蒙骗一时，却永远无法蒙骗一世，无论对外还是对内皆是如此。

日本人自己在国内是怎么干的，土共目前是肯定管不着了，不过国内因为通州一事而吵起来的舆论场，宣传部门当然要好好参与一把。

甚至程刚在听说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都打算专门弄个剧本拍成电影，一来能够向外界彰显土共的气度，二来也可以从侧面展示红军的实力，这些便是后话。

再回到华北战场，面对这次浩浩荡荡两面合围而来的日军，红军一反先前的激进战术，并未将兵力继续向敌人纵深处深入。

在穆虎三的安排下，各路部队只是通过连续运动寻找战机，倘若没有切实的把握，便不与敌人过多交锋，但凡需要撤退的时候，绝对没有片刻迟疑。

虽然因为日军的过分谨慎，红军几乎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但也顺势利用这一局面拖延了不少时间。

等到日本人再次抵近北平的时候，华北方面军不仅成功把守北平一个半月之久，甚至还赶在最后，将平绥线东段的钢轨彻底扒了个干净。

结果等到日本人反应过来，意识到共军无意在华北与他们交战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就只剩一座空城了。

说撤得干干净净，就撤得干干净净，从这个角度来看，论起行动能力来，土共和果党完全就是天壤之别，后者简直是要多拉胯有多拉胯，水平之低劣，已经到了让人无力吐槽的地步。

对土共而言，在华北的这一进一出，自然不是做什么无用功，除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以及挽回部分国家损失之外，也有几分请小鬼子入瓮的打算。

随着志得意满的日军大摇大摆地开进北平城，这个乌龟脑袋终于再也缩不回去了，至此，土共的对日战略方才进行到了最关键的阶段。

燕山-太行一线不仅是红军的防御阵地，更是向敌人出击的进攻阵地，日本人或许很快就会发觉到不对，但只要他们打不进土共的根据地，就永远只能成为红军练兵的磨刀石。

显然，以小鬼子鼠目寸光的习性，自然不愿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从六月到七月，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对八达岭一带发动了连续五波攻势，均宣告失败，期间甚至还让红军抓住机会在多地展开反击，损失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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