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宣扬废除带有封建色彩的对分租佃制。

他还没学会中文，但从泰晤士报和字林西报的一系列报道上，已经看出先锋队在潮汕地区推行的一些社会革命政策，和墨索里尼自己在意大利北部乡村所努力的事业非常接近。

墨索里尼说：“弗林女士，林淮唐先生和孙逸仙博士不同，他似乎比孙逸仙博士更现实一些，也更熟悉工团主义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

理论。”

伊丽莎白弗林和多数美国人一样，带有一种墨索里尼这种意大利乡巴佬都觉得“粗鲁”的气质，她很不喜欢欧洲人，对第二国际的那些议会活动家们也很没好感。

弗林不懂德语，但通过世界产联内部流传的一些资料，她已经了解到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态度

弗林带着耿直的“美国式笑容”，说道：“我们的伯恩施坦先生和考茨基先生是如何评价中国革命的呢？看来他们确实认为这只是一场发生在远东角落里，无足轻重的暴动而已。”

墨索里尼尴尬地抓了下头发，补充道：“不，不是暴动，是叛乱。”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都是社会党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分别是国际里右派和中派的代表者。

弗林看过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最近发表的文章，伯恩施坦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小农国家，即便爆发了革命，伯恩施坦也认为：

“林淮唐这位暴得大名的年轻冒险家，他的冒险事业在实际上是企图通过一系列专横行，而撇开必要的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尝试。他的冒险如只停留在对土地租佃制的改革上还好，否则只能成为由极端的社会唯心主义和赤裸裸的东方暴君专制并列而成的灾难”。

对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特别是欧洲部分社会党人士非常关心的接管工厂问题，伯恩施坦也毫不留情地指责道：

“使工人直截了当成为他们做工的工厂的主人，这种思想同样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在这方面，我们在东方所看到的的绝不会是社会主义，这种工人对企业的所有制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坏的私有制。”

伯恩施坦是第二国际右派的领袖人物，考茨基则是国际里的中派领袖。

但考茨基对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革命，观感也不是很好。

考茨基同伯恩施坦一样，认为中国完全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他认为“世界上不同国家处于经济和政治发展上很不同的阶段。在许多工业国家里，看来已经充分具备了社会主义在物质和思想上的前提条件，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问题仅仅是一个实力问题。但是像中国这样的殖民地国家不属于这些主要的工业国家之列。在中国这样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里，现在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而且考茨基对此前在上海发生的工人武装战争，同样强烈反对。

伊丽莎白弗林就在世界产联内部流传的文稿上，看过考茨基这样的文字：

“我不仅反对那种认为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能够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超过工业的欧洲这一信念，而且也反对这种妄想——可以用几次强暴的打击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而且是由一个享有特权的少数派在同人民大多数相对抗的情况下。”

伊丽莎白弗林想起这段话，就又忍不住在墨索里尼面前笑起来：“工业的欧洲，意大利先生您来过美国以后，还这么想吗？”

墨索里尼擦了把汗，和美国的大都会相比，无论法国、瑞士还是现在的意大利，欧洲多数地区确实还称不上高度的工业化。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都反对工人武装用暴力手段进行革命，考茨基甚至认为这种手段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家政权的专断、强有力和不受约束力方面,，甚至远远超过了一般的东方暴君专制制度。

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社会党内属于左派，所以他也不赞成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论断。

“弗林女士，至少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资产阶级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是决不会象考茨基先生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的。因此，只能用暴力粉碎他们的反抗。”

船只已经靠岸，码头上还有先锋队宣传处的人员打起了大幅的欢迎标语。标语分别用英语、德语和法语写成，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革命观察者们。

甲板上微微摇晃，长江口的江水荡漾起重叠的白色泡沫。光线折射在浪花之间，波光粼粼，让伊丽莎白弗林眼花缭乱。

“意大利先生，您对罗莎卢森堡最近的文章如何评价？”

墨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