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选区划，分别由该区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会同驻藏办事长官遴选五倍议员名额的人员，于拉萨和扎什伦布组织选举会，各选举五名。

中央学会，由该会会员为选举人选举，但被选举人不以会员为限。中央学会属全国性高级学术团体，依临时参议院所定办法组成。会员无定额，由具备在国内外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三年以上毕业，或有专门著述经中央学会评定等资格

者互选，满五十票以上为当选。设立并规定中央学会为选举参议员机关之一，目的是为了选出学问优尚之人为议员。其选举在北京举行，以教育总长充选举监督。

华侨，初定由华侨居住地商会，后增加中华会馆、中华公所、书报社，各选出选举人一名，到京组织选举会进行选举。选举监督以工商总长充任。选举会会员因事不能到会，可委托相当代理人行使其选举权。

袁世凯和宋教仁相互妥协下产生的这部《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相比较林淮唐提倡的《国民大会召集办法》，无论是在组织形式上，还是在选举与被选举的资格认证上，都对中下层国民参政提出了更多限制，而且其中不少环节，允许地方行政力量介入，也给了当权者上下其手的机会。

但袁宋版选举法，也有几点优越处，例如其较重视蒙藏回地区的特殊民情，专门提出了几条应对当地特殊形式的针对性法条，对于增强蒙藏回地区国民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度，有一定帮助。

其次，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长期受到海外华侨的资助，因此宋教仁也力倡国会选举中设立华侨专额，给海外华侨选举权以特殊照顾，这同样可以增强海外华侨群体对于中国的向心力。

但是袁宋版选举法，比对林淮唐版《国民大会召集办法》，也有许多显而易见的局限。

如，限制选举的实行，使一般贫苦大众被排斥于选举之外，选举法规定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或有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的财产资格才能获得选举权，固然不算太高，但它只能使一部分农民和城乡小资产者获得选举权，广大贫雇农和城镇贫民能获得选举权的则极为有限。

它同时又规定∶不识文字者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因此，即便不受财产限制，多数人也将因此而丧失选举权。由此可见，国会选举实际上与一般劳动人民无缘。

而且林版国大召集法，对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没有性别上的限制。而袁宋般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则拒不承认女子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本来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元老革命者中，就不发进步女性，例如大名鼎鼎的鉴湖女侠秋瑾，如果活到现在，以其功勋，竟然也没有参政资格，岂不是非常可笑？

这条消息一经传出，就让国民党中不少的女性党员，当场宣布退出国民党，转而向支持女性参政权的社会党提出入党的申请。

除此以外，袁宋版选举法虽然采取限制选举制，按理应极大程度满足工商资产者的愿望。其实，除少数人外，相当一部分资产者（主要是商人）由于无田产，又未必能在小学毕业或拥有前清功名，显然不具备上述选举资格。

这样，许多拥有动产数万元，乃至于数十万元的中等以上商人，由于缺乏足够数额的不动产，竟然不能拥有参政权利，同样十分荒谬。

总之，这样对比下来，袁宋版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对各阶层国民的吸引力，除了拥有较多田产的封建地主阶层以外，对其余阶层国民，均不如林淮唐提倡的国大召集法那样有魅力。

但作为北洋军和国民党媾和的最大产物，两部法律公布以后，从袁世凯到宋教仁，从段祺瑞到孙中山，南北无数人物，此起彼伏，先后通电响应，表示拥护，又向中国社会党炫耀出了极其强大的政治号召力。

当时林淮唐刚刚从广东、福建回到上海，他正坐着火车，准备从上海再度返回徐州，半路上就收到了国会大选正式开始的消息，看过那些发条以后，林淮唐望着前往悠长的铁路轨道，淡淡道：

“路漫漫其修远兮，北洋与国民党合作起来，我们也用不着去正面对抗。但国民们将会记住，在国会选举法诞生以前，中国社会党还曾经提出过另一个更完善、更优良的国大召集法。

现在人们普遍愿意接受袁宋版本的国会法，只是因为时势所迫。等将来袁宋般国会，暴露出其问题以后，则社会党提倡的国民大会，也将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

专程从徐州赶回上海，与林淮唐会面的林时爽问道：“中央同志，也都是这样认为——下一阶段的国会大选，我们要出多少力气投入进去？”

林淮唐手指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