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晚清时，蒙古民众欠晋商的钱，几乎是卖掉整个内外蒙古都还不清楚。

所以即便一般蒙古牧民，也多对晋商怀有很深仇恨。这种恨意被少数分裂主义的野心家和沙俄所利用，就酿成了库伦和科布多两次针对汉族人的杀戮掠夺。

这本是清朝反动统治种下的因果，但蒙古匪军以此为借口，对在外蒙地区并未参与过高利贷生意的一般士兵和老百姓，

也展开惨无人道的杀戮与掠夺，便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度愤慨。

可是由于蒙古分裂匪军的背后有沙俄支持，再加上无论是清廷还是后来的袁世凯，都把精力花费在对付南方革命军上，根本无暇顾及库伦问题，所以也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外蒙分裂匪军一步步坐大，直到现在开始大举举南犯沿边各地，梦想把内蒙的绥远、察哈尔、热河等地也囊括进大蒙古国的版图。

社会党在蒙古问题上，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然而蒙古兄弟民族的自治，必须建立在消灭蒙古一切反动派和外国殖民者的前提下，在这之前，社会党则坚决反对所谓“大蒙古国”的分裂匪军。

虽然同盟会中不乏章太炎那种真正的皇汉分子，但林淮唐自认为不算一个多么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如有可能，林淮唐不仅希望蒙古老百姓能在一个真正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祖国里过上自由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朝鲜兄弟民族、日本兄弟民族、越南兄弟民族……都能在这样一个真正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里，享受着自由公民的全部权利。

但袁世凯自己完全不重视蒙古问题，只想着如何铲除革命党人的势力，实现其所谓的“军政统一”，就很让林淮唐不齿了。

“社会党要在库伦问题上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林淮唐很快写好书信，他希望以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声，提出社会党的“蒙古方案”。考虑到外蒙古分裂匪军横行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们背后的沙俄后台，所以林淮唐还是希望能借着这次机会，继续强化“国民外交”的概念。

“……书记局、中执委诸君勋鉴，一卅大罢工的经验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国民外交的方案完全有实行余地，这同样是进一步锻炼我国家民气，培养人民争取国权认识的良好机会……请以中央委员会发电，声明社会党主张的蒙古问题解决方案……林淮唐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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