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于，以林淮唐现在的事业、声名和威势，他愈是对人不假颜色，慰问团的代表们反而却越表现得态度亲热。

林淮唐给副官长何贯中打了个眼色，让参谋们将地图资料全部收起，才对宋教仁说：

“宋理事长，蒙古形势复杂，现在我们才刚刚巩固绥远一个省区的国防而已，不仅察哈尔方面形势尚很动荡，而且库伦各属，俱在匪军控制之下，定边安蒙

的事业，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外蒙古的分裂匪军战斗力低下，武器装备也很低劣，真打起来，只要袁世凯舍得投入精力，外蒙古匪军绝不是北洋军的对手。

所以林淮唐并不觉得他现在把匪军赶出绥远有多么厉害，接下来更大的问题，还是外交交涉问题。

外蒙问题还有复杂的国际背景，不仅仅是沙俄的插手，日、英两国还和沙俄互有密约和默契，而袁世凯把持的中央政府在善后大借款问题上急于得到列强帮助，更不可能表现出强硬姿态。

在当时的情况下，解决外蒙问题的方法不外两种，一是在中国内部通过谈判或武力的方法解决，二是通过外交途径，与外蒙的后台沙俄交涉解决。从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出发，林淮唐自认为应该选择前者，这是中国的希望；可是从实际情况考虑，以袁世凯的叛乱来看，又很难避免后者，这是沙俄的图谋。

卢占魁所部匪军被林淮唐打垮以后，草原骑兵集团又陆续在四子部落旗和锡林郭勒盟等地取得亮眼战绩，从外蒙古侵入内蒙一带的匪军多数都被驱逐出境，可就在续桐溪等人准备攻入外蒙地界时，沙俄外交部便公然威胁中国——

“中国进兵外蒙，俄国必当加以干涉。”

北洋军留在绥远的最后一个高级将领，同时也是林淮唐名义上的副手蒙疆经略副使曹锟，便在旁边不阴不阳地插嘴说：

“林使的仗确实打得漂亮，不然也不会逼得老毛子的驻华代办谢金直接出面给我们下哀的美敦书。”

哀的美敦书，就是“最后通牒”的拉丁语音译，曹锟不知道是从哪个幕僚那里学来的这句洋泾浜外语，讲得不伦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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