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走：一是接受沙俄的条件；二是利用谈判和俄国讨价还价。当然还有第三条路是拒绝，可是拒绝就等于决裂，段祺瑞自己也承认这时政府是无法在武力上抵抗俄国的。

只有杨度提出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不谈就接受，在外交上没有这种例子，我们必需和俄国谈判，能谈到什么地步，也算尽了心，否则如何对国人和历史交代。”

袁世凯一开始也赞

成杨度的说法，他当时就和陆征祥说：“我经过慎重考虑，也主张和俄国谈判，并且希望你能出任主席，主持这个谈判。我知道你身体不好，但精力不足，无关重要，我可告诉曹汝霖要他多负谈判责任，并告诉俄国人，陆先生体力衰弱，需要休息。我全力付托你，你放心去谈判好了。”

但是当俄国人提出一旦袁政府拒绝劝告书的条文以后，他们就会立刻中止银行团谈判以后，袁世凯的态度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重大转变。

在袁世凯的影响下，除了段祺瑞一人还勉强主张誓死力争以外，其余人等，包括杨度在内，都渐渐倒向妥协一派。

至于段祺瑞的反对，袁世凯只以一个简单的问题质询了他：

“如若中俄开战，陆军部能够保证抵御俄国军队多少时间？”

段祺瑞对北洋军全部军队的编制、战力、饷械和驻地情况皆了然于胸，对此回答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做出唯一回答：

“陆军部仅能保证四十八小时时间，超过四十八小时，一切抵抗陆军部皆不能再做保证。”

堂堂的中华民国，堂堂的四万万国民，偌大一个国家，竟然只能做出抵抗外敌四十八小时而已的软弱保证，到此地步，又何谈力争。

袁世凯不再说话，但他的意思却已十分明确。至于其余人等，主要就是宋教仁在日本留学时就认识的老朋友杨度，又费了一些口舌，劝说他代表国民党与政府合作，一同参与交涉协商问题。

宋教仁有些愤怒：“你们要卖国就算了，还要拉上我一起？我干不出这等事来！”

杨度还是劝说他请以国事为重，如今的形势，反袁不反袁，亦或者南或北的立场，皆不重要，而是要团结一致进行对俄的交涉工作。

杨度和宋教仁说：“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政苟有成，何分于党。我们同遁初这样讲，也要同林君汉这样讲，国事高于一切，难道民国还要再重蹈前清的党争之祸吗？”

宋教仁无语凝噎，袁世凯心知事情已经成功一半，只要获得国民党的支持，袁世凯相信足可以压服林淮唐接受现状。

这样既可以使俄国重新回到六国银行团的谈判桌，又可以限制林淮唐通过讨伐库伦获得独一无二的威望，政府损失的无非是谈判过程中造成的一些名誉损失而已。

但袁世凯并不认为报纸上多骂几句政府卖国又能如何，而且……

他的眼睛锁定在了陆征祥的身上，这位外交官出身的临时总理，才是负责对俄交涉的一把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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