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胜算实在很小；如果战争规模扩大，则北京首当其冲，将有成为战场的可能性。”

李济深的话绝非危言耸听，自从庚子国变以后，列强都获得了在天津驻军的特权，日本也在天津拥有一支兵力可观的驻屯军。更糟糕的是列强还完全控制着大沽口一带的制海权，如果战争规模扩大，那么干涉军就可以轻而易举自天津登陆，将目前民国的首都、中央政府的驻地北京纳入

攻击范围之中。

李济深忧虑道：“红军的整个中央指挥系统都在北京，如果干涉军进攻北京怎么办？要预防这样的情况，红军就又需要在北京附近保持一支规模很大的预备队，可这对山东作战的兵力需要就会造成更大困难。”

l林淮唐心里也不禁泛起一层苦涩之感，即便在1914年中国的人口也排列在世界第一名，这样一个人口规模空前的国家，竟然在兵力方面会如此吃紧。

这个老大国家的社会动员体制，的确是和时代有着极大鸿沟，已经到了不革命不行的地步了啊！

敌人有进攻上的主动权，漫长的海岸线每一处都可能成为干涉军的登陆地点，如果不能依靠政治和外交的手段使敌人在红军挑选的时间点、于红军选择的战场上交战，那么红军胜利的希望便的确渺茫。

“现在首都各中央部委部门还没有筹组完，我们随时可以转移到其他城市。”

林淮唐又想了想：“其他部委先不说，军事方面如中革军委、总参、总政等机关，都要做好战时转移到徐州的准备。”

“徐州？”

如果反干涉战争爆发以后，林淮唐是希望中革军委可以转移到徐州方面指挥作战。这不仅是考虑到徐州方便调度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也有更深层次的考虑，那就是用这种政治上的办法将干涉军进攻的矛头引导向淮海省较内陆一些的地区。

“徐州是老解放区，如果干涉军要深入中国内地进攻徐州，那对我们来说便再好不过了！红军在淮海省的群众基础要比胶东地区好一些，而敌人的补给线被拉长以后，红军就可以更多发挥主场作战的情报、后勤优势，我军也可以动员地方民兵打游击战。”

除了徐州以外，战时如果中央机关需要撤离北京的话，另一个较好的选择就是郑州。

但林淮唐考虑吸引干涉军进攻矛头的问题，还是认为徐州是比郑州更好的选择，郑州可以作为徐州的备选方案，就像后世抗日战争时重庆其实是武汉的备选方案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