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分直接来自社会的政治力量被称为德国的社会力量第二体系。在俾斯麦时期，这类组织就开始涌现，比如德国工业家为争取自身利益于1876年成立了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易北河东部大农场主于同年组成税务和经济改革者联盟。

这两个组织可说是“钢铁与黑麦联盟”在社会上的具体化，它们的宣传、组织和社会动员为1879年保护性高关税的

实施起了极大的作用。

俾斯麦执政时，除这些明确反映某个集团利益的组织外，还有一些规模较小、成分相对更复杂的组织，其目的往往在于宣传和鼓动某项特定的主张。比如在1882年，一些主张殖民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商人组成了德意志殖民联合会，仅仅两年以后，它就有了9000多名成员，拥有43个地方分会，受到银行、重工业中的特殊利益集团的资助，并且拥有阿道夫·瓦格纳等一批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为之宣传。

1884年，德国又成立德意志殖民协会，并于1887年与殖民联合会合并为德意志殖民地协会，使鼓吹海外扩张和世界政策的力量进一步整合，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这些组织不受政党和国会规则的限制，为各利益集团提供了一条可以直接动员民众向政府施加压力的良好渠道。

这次的“水雷外交”事件发生以前，政保局就已经雇佣了一批德国作家，专门撰写了一系列关于青岛重要性、水雷防御战略的小册子，同时还利用了诸如德意志殖民地协会、德意志海军协会和德意志国防协会这类民间组织的平台，印发了不少宣传中德可能结成逆转同盟的外交小册子。

这都为林淮唐写信给威廉二世做好了舆论上的铺垫。

自从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以后，德国政府急需要取得外交上的胜利来弥补政府颜面，哪怕这种胜利只是假想和虚构的胜利而已。

在毕洛夫当帝国宰相时，据说他本人在柏林时每天都要与外交部新闻局局长会面商，在外地时则通过简短的书面表示建议报纸做什么样的新闻报道。比如法国外长德尔卡塞辞职本来与德国无关，但当时德国政府也极力宣传这是德国外交的胜利云云，足可见得德国政府现在对于外交上哪怕是一丝丝虚假的胜利成果，也是十分渴望的。

在这样的前提铺垫下，“水雷外交”果真超乎了中国国内全部外交部门人员的预期之外，取得了唯有林淮唐一人能够提前预料到的惊人效果。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收到林淮唐写来的亲笔道歉信以后，竟然发回了一份语气极亲密的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