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1915年成倍增长。

俄国内地的城市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市民骚乱和工人罢工活动，军队被派遣去镇压骚乱，但多数军队拒绝对骚乱的民众开枪，由于大敌当前，沙俄当局也不敢强令军队进行镇压，因此只能对这些骚乱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

据说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只有供几天消费的粮食储备，这座城市成为一个随时可被点燃的火药桶。

欧洲的情况如此危急，这就让农产品的国际市价大幅度提高。中国的商船船队规模也正在与日俱增，每天都有数十条轮船满载米麦驶向西欧，由于需求大增，社会党政府就可以用相对较高的价格征购各地农村自耕农和合作社生产的粮食。

即便征购价格相对较高，但由于英、法都愿意支付高额价格，英国政府甚至授意了驻华公使朱尔典亲自拜访林淮唐，向林淮唐表示必有情况下英国甚至可以直接用黄金这样的硬通货来采购粮食，所以社会党政府以很高的征购价格向农村统一收购粮食后，还是可以获得充足的用于投资工业建设的资金。

一般而言，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的“工农业剪刀差”理论，指的就是由革命政权彻底掌控农村的基层政权以后，建立起完全的统购统销体制，禁止农民私自出售粮食，只能由政府以极其低廉的征购价收购粮食以后再对外出口或者用作城市工人口粮之用，这样来换取对工业建设的投资。

但现在因为欧洲各个参战国危在旦夕的饥荒，各国都愿意承受极高的粮食价格，这当然大大利好正在进行土地革命和合作化革命的中国社会党政权。

革命政府手上掌握的资金将成倍增长，而较高的征购价也进一步刺激了农村的生产积极性，政府也有能力在农业生产条件良好的地区规划更大规模的国营农场。

而且，由于英国、法国这两个最主要的买家都急需小麦，小麦的生产相对水稻的生产更适合于大规模的农业协作，所以这点也有利于山东、淮海等地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农村合作社能够迅速站稳脚跟。

仅仅1915年上半年的六个月间，中国的小麦出口就扭转了自晚清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严重入超的局面。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则是由于中国的小麦正日渐成为对英法而言极重要的救命口粮，所以中国也自然在关税谈判里处于一个比较有优势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