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言重了，我和林君汉、林颂亭、陈汉郎都谈过这些话，谁要杀我的头？别自己吓自己。”蔡锷一边喝茶一边说，“我看社会党还是有容人之量的，什么话都可以谈，今天的中国当然是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党也没有老师你想的那么敏感，都可以谈。”

“松坡，你还是太年轻太自信了。”梁启超郑重其事起来说，“最近中央可能发生大事，关键的节骨眼上，你万万不能做出任何轻佻之举，明白吗？今后你在北京的行动举止都要慎重。”

蔡锷皱起眉头，凝神问道：“北京要出什么大事？现在国泰民安，能出什么事情呢。”以蔡锷的机敏和才智，仅从梁启超的三缄其口上，他就隐隐感到林淮唐和老师的这次谈话极不简单。

“老师……是社会党要收紧政治上的民主空气了吗？”

梁启超淡淡叹了一口气：“你猜得大错特错！”

蔡锷又是一番不可思议和大惊失色，他很难以置信道：“社会党难道要放权？林淮唐愿意跟我们搞轮流坐庄？这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阳谋，还是他真心实意。”

梁启超拍了拍桌子：“不管是阳谋、阴谋，此事都不可能办成。我从光绪年间致力维新，或君宪、或君主、或共和、或民主、或宪政、或军政、或党治……一条条道路试来，只有党治一路走到今天。中国人之民智未必不能适应英美式的政党政治，也未必就不能升任林君汉设想的那种多党监督制度，但今日普天之下，老百姓久已习惯党治，习惯社会党管理下的稳定社会，知识分子也是一样，久已习惯这种政治氛围，如突然放开，我敢保证一定会生乱。”

蔡锷蔡其实没有多少政治上的信条，他在政治上唯一的信仰就是富国强兵，只要能够使国家强大，过去蔡锷连袁世凯都愿意接受，更遑论社会党的党治。

蔡锷道：“中国今天好不容易建设、积攒下几分像样的家底……我也赞成老师的观念，如要放开一定监督权给民主党派，那也要再等七八个五年计划，少说四十年以后再谈此事。”

梁启超更忧虑的是：“我们说话很难管用……”他自嘲道：“党治之下，进步党想要反对中央给我们权力，也没有这个力量来反对。我已透露了将要反对的口风，大约起不到什么作用。我更担心其他民主党派真有人会野心膨胀……何况，如放权，要放到什么程度？是让各党参选，还是怎样，关键还有军队问题，军权放不放？若放军权，就有内战的危险，我们命都不要也不能任其发展，若不放军权，必有人指摘。”

蔡锷则说：“红军是稳定国家的最后一股力量，不能有分毫动摇。”

梁启超看了蔡锷一眼，没有说话，他知道蔡锷是军人出身，曾经多少信奉过一点军国民主义，蔡锷从前甚至还提过国人必有从军服役的经历才能拥有选举权。如果允许民主党派拥有政治上的独立性和监督权，又要保证社会党对红军的控制，那军队岂不是就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一股主宰力量？那将更加糟糕。

梁启超摇摇头，缄默不言，他很担心中央真要放开口子，几个民主党派这边会自乱阵脚，更担心万一真有人野心膨胀，事情的性质就可能产生重大变化。

想了又想，梁启超从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给蔡锷写了一排人名，为首的就有汪精卫、唐绍仪、陈炯明、杨度几个人名。

蔡锷若有所思：“老师认为北京出大事的时候，就要密切注意这几位的动向吗？”

梁启超颔首：“像宋教仁、张謇之流已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角色不用在意，主要还是这些人，对廖仲恺我相信不管中央有什么动荡，他的立场都没问题，只有这几个人，要么在政治上还有些影响力，要么就是在政府内还担任着高官要职，我跟他们不算熟悉，实在没有把握能确定他们的想法。”

梁启超提到的这几个民主党派重要人士里面，汪精卫向来紧跟社会党的主张跑，现任全国国大委员会执委，唐绍仪是外交部部长，一向低调，在政治上好像少有自己的想法，陈炯明是财经委委员，曾在报上提过第三条路线，杨度虽然只是国大代表，可他在北京的人脉和社会活动能量很强。

“松坡，今后你注意些，不要和他们牵扯太深，我真担心中央如果哪一天真要实行什么大刀阔斧的改革，会让本来已经接受现状的民主党派又产生什么过度的政治想法……”

蔡锷道：“老师，现在不是封建时代了吧？天下间早就没了皇帝，中央难道还要管谁脑子里的想法吗？就是真有人想当国家元首，那也很正常吧，又不犯法，国家元首也不是皇帝，连想都不许别人想可就有点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