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经验更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可能从生产层面上改变目前一长制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毋庸置疑，如果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工业上的一长制便势必造成政治上的一长制，如此则社会党向人民许诺的民主愿景也势必成空。

工业中的一长制本质上就和中国社会党所许诺的工人监督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它必定导致官僚主义的滋生，也比将导致官僚主义首先就是滋生在无产阶级最先进的那一部分――即先锋队中。

这样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生产中的工人管理，谈不到集体决定，谈不到自下而上的管理。不管上层的政治结构是什么样子，是独裁是多党轮治还是民主集中制，只要工业上的一长制没有被真正的工人管理所取代，那不管上层建筑怎么变化，百变不离其宗，都必定是不民主的。

但刘师复也隐隐感到“沈阳经验”的背后代表着什么，对一长制的驳斥不可能只局限在经济领域，只要发展下去，影响肯定会从经济领域波及到政治领域，是劳动纪律重要还是工人监督重要？对立一旦形成，情况就会变得十分危险。

“资本主义的泰罗制生产方式、官僚主义的习气……种种问题，之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成为问题，原因有三。”刘师复说道，“一是由于农民和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还比较低，二是由于长期长战争中的军事化领导方法形成了惯性势力，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已习惯于军事政治任务，说是官僚气，不如说是军队气，三是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入到我们的政府机关，参与进国家的经济建设任务以后，也不可避免带进来一些旧社会的坏风气残余。”

莫纪彭则说：“依我看，第一点的情况其实改善很快，第三点影响又比较小，主要就是第二点。”

郑彼岸则摇摇头，他说：“中央还不是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一直念叨社会主义民主吗？可社会主义民主区别资本主义民主的地方到底在哪里。自下而上的工人民主肯定可以遏制和清除官僚主义，然而党内总有人能拿出一万个理由来反对自下而上的工人直接民主。”

刘师复悠悠道：“我们先不讲自下而上的工人民主，我们只要工人掌握工厂的生产、参与工厂的管理，经济基础确定下来，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是水到渠成的问题。”

对于工人直接民主的问题，书记局并非没有讨论过，这也向来是林淮唐所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早在好几年前林时爽就提过工人民主的弊端――

倘若工人群众因缺乏阶级意识、组织程度和管理能力，而无法有效地行使监督权利，单纯的工人民主就会变成实际上的无政府主义，国家和政府就都会瘫痪掉。

刘师复则想到当年社会党在农村地区实行的国大委员会一元化管理方式，那也有些自下而上直接民主的意味，只是小农气太重。如改在工厂中实行，他相信工人是能够自我组织好工厂生产的，假使这一步能够做到，那么再进一步由无产阶级来监督国家大政就有了可能性。

林警魂跟着说：“沈阳经验至少标明中国工人是有学习能力的，而且学习速度还很不慢，如继续发展，组织工人参加更专业的管理培训，工人肯定能管理好自己的工厂，能管理好工厂，就能管理好城市、管理好国家。”

林警魂的话里几乎带有点城市公社乃至于联邦制的意味，这话如进了林书记长的耳朵里，事情恐怕就会变得更糟糕。但对刘师复身边这一群信奉工团主义的人来讲，既然有法兰西公社联邦的先例在前，他们也就有了自己以法为师的思维，这又是另外一种不同于林淮唐和林时爽的惯性思维了。

刘师复又想起了什么，他离开饭桌，回到书架前翻翻找找，终于找出一本《林君汉选集》来，再翻几页，便念道：“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工人阶级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自为阶级。现阶段，工人不能够实现真正的自我民主管理，即还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组织经济建设，要靠党的领导力量、农民群众的协助，以及教育和培养自我管理能力，这样才能实现工人民主。”

刘师复苦笑道：“看看，这是书记长早年间在上海时的一篇讲话稿，书记长的观点很明确啊！他很可能还是支持林时爽的决策，还是会觉得我们的想法激进又过于理想化，真推行起来会使中国的经济活动混乱、瘫痪，会造成动荡。”

莫纪彭则说：“不论书记长是什么观点，师复，我更想清楚你的观点是什么，只要你愿意干，我们就愿意跟着你干。”

“这是宗派主义的论调。”

“书记长也讲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章也没有规定党内禁止任何的宗派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