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了很大范围的势力收缩，撤除了不少次要殖民地上的卫戍军队，或者是减少了对一些海外属地的直接控制力。

英国殖民当局在其殖民地内，陆续通过了反煽动法令、紧急法令、拘留人身临时法令、集会结社须知条例、不良份子法案、报纸出版法案、内部安全法令、印刷机牌照法、限制居住法令等等为压制革命活动而实行的法令。

在这期间，殖民当局为阻止革命思想的传播，它禁止阅读与禁止革命书刊的入口，谁被突击查到违禁品，就会控上法庭，受到罚款或坐牢的判决。禁书，从禁单一本书至出版社和出版局，几近无所不禁的地步。

当局一方面散播殖民者即将还政于民，实行高度自治的思想，一面又散布条件还不够，不适合争取自治独立和组织政党的话术，用以欺骗人民群众，甚至造谣造恐吓，使人民群众害怕，脱离政治。

而且为了防止北婆罗洲解放同盟的影响力扩大，英帝殖民当局还马上煽动婆罗洲岛上的其他民族，推动这些民族分别组织一个种族性的政党，刻意在砂劳越地区制造各民族之间对立不和的紧张氛围，以此破坏各族政治上可能出现的联合行动，使英帝永远保持一个分而治之的仲裁者地位。

在过去，英帝殖民当局向来严禁殖民地本土人民组建自己的政党，现在突然间不仅允许各族组织种族性的政党，而且还由殖民当局拨款支持，很显然就是因为婆罗洲岛上的游击战争在柏林和会以后，逐渐迈入高潮，冯白驹领导的第一游击支队兵力在几年扩张了好几倍，还通过荷兰人控制的南婆罗洲地区，走私了包括大量炸药包、手榴弹和迫击炮在内攻坚武器。

游击武装早就具备了夺取古晋等大城市的作战能力，之所以没有进行全面起义，只不过是忌惮到新加坡方面英国的大量驻军和海军舰艇。

即便如此，砂劳越地区的多数城镇里面，其实也已经遍布了解放同盟的地下组织和同情者，多数知识分子、小商户店主、店员、学生，还有几乎全部的华人，都倾向于支持解放同盟。相当一部分华商商会的名流、侨领，也和游击武装建立了联系，通过各种渠道运送粮食、药品和武器弹药给游击队。

这样，在英属婆罗洲与荷属婆罗洲的边境地带，丛林里就几乎处处充斥着解放同盟游击队的营地，冯白驹自己都还不能掌握全部游击武装确切的人数数字，仅仅是由他亲自指挥的第一游击支队就已经拥有了相当于两个大团的战斗兵员和相应的武器弹药。

丛林里蚊虫极多，从中国本土送来的各种补给品是游击队活跃的相当重要的一个基础，如果新加坡的英国海军封锁这条航线，并且联合荷兰人一起对游击队进行彻底的封锁，那么解放同盟就算能占领砂劳越全境，也会很快因为封锁问题而面临崩溃。

砂劳越地区的城市都高度依赖外部物资的输入，本地的工业生产能力很弱，产业上只有橡胶种植和石油开采这两项。就连砂劳越的石油产业，也非常片面和脆弱，本地只有开采原油的工业能力，连一点点炼油能力都没有，所有开采出来的原油都需要在古晋装船，然后运到新加坡和雅加达炼化。

粮食问题也是一样，北婆罗洲地区的粮食同样是大部分依靠进口，如果海上航线被封死，光是吃饭问题就能拖垮同盟。

所以当解放同盟中央收到北京的来电以后，包括冯白驹在内的游击队领导人们，心情也都十分复杂。北京方面没有强令他们趁着英国本土局势动荡的机会发起全面起义，但也没有给出更加明确的下一步行动指令，而是把行动的主动权交到了同盟自己手上。

“同盟需要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冯白驹深为感慨，“中国已经给予了我们非常多、非常多的援助，要知道，从广州运到游击队手上的每一箱药品和军火，都意味着还有五倍、十倍的物资被英国人和荷兰人扣押，中国是以极大的代价在支援解放同盟。”

“但是继续拖下去，也不知道英国本土的形势会不会有所变化。”

解放同盟的领导人还是以华人为主，这几年来也陆陆续续有不少马来亚和爪哇地区的华人，专门通过各种途径来到婆罗洲岛上参加革命——中国作为革命样板的模范作用，自然对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产生了无可比拟的影响力。

不过同盟里一样还有来自其他民族的领导人，众人间意见分歧不小，本来解放同盟因为采取了以游击队为中心发展力量的策略，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气氛就很浓厚，再加上民族间的分歧……混杂上婆罗洲岛从古代开

始就十分血腥的斗争传统，要让大家和和气气开会可没有那么容易。

在过去，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