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队方面，东共联内军事一体化的进程还比较落后，唯独在海军方面突飞猛进，这些年来年不仅频繁举办联合的军事演习，而且在林淮唐的努力下，在东亚联盟的框架下还成立了联盟各国海军参谋长的常务联席会议，在训练课程、舰艇武器规格上，联盟海军的一体化进程同样远超陆军。

日本海军在东亚联盟各国内实力最强，技术战法各个方面也都相对具有一种绝对领先的地位，这就使得日本有办法在联盟海军的一体化进程里掌握更大的话语权。反过来，这种诱惑就吸引日本更加主动愿意往联盟海军的一体化进程里投入资源，像是组建联合的海军学院、进行联合军演等等还较次要，更主要方面当然是主动邀请中国、朝鲜和越南分担日本造船工业的产能。

从1923年的青岛峰会上开始，日本政府就开始不断提出邀请中国等国注资日本军工造船产业的领域，到1924年中方确立了合办托拉斯的大政方针以后，日本政府这边就更积极起来，不光是希望中日两国合办一个航运业的托拉斯，而且更希望可以逐步整合联盟内的造船产能，合办一个垄断上下游的造船业托拉斯。

对日本来说，造船工业是日本在联盟内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联盟合办造船托拉斯，一定是对日本最为有利。对中国来说，拉日本来合办造船业托拉斯，一方面可以获取日本造船工业的技术、资料、产能和经验，还可以把日本进一步绑上联盟的大船，更重要还有一个方面，目前合办造船业托拉斯虽对日本最为有利，但托拉斯企业一旦形成，出于规模效应的考虑，必然越发整合和集中起来，而站在产业经营的角度来看，这种整合和集中的趋势之下，东亚联盟的造船工业又势必向环东海经济带集中，说得更直白一些，那就是长远来看必向中国集中。

这项政策短期对日本提高他们在东亚联盟内的话语权有利，长期来看，则一切整合政策肯定都是最有利于更适合规模化经营的中国。

不过林淮唐其实并不看重这点，他最看重的只有想方设法推进联盟的一体化。

东共联的彻底一体化，属于是百年大计，林淮唐眼里仅次于实现共产主义的第二大理想。

所以援助英国革命是中国必须肩负的国际主义义务，援助东南亚地区的革命就更是中国所必须承担的一种道义。

就在今村均和黄公略带领国际志愿旅在中日军舰的护航下，踏上途径法国前往英国参战的征程之时，冯白驹则在婆罗洲中部丛林里参与了一场对解放同盟未来命运而言至关重要的会议。

北坡解放同盟内的工作气氛远远不像中国社会党那样融洽，土著民族与华人之间虽然实现了合作但依旧矛盾重重，丛林中一些带领部落武装参与解放同盟的头人更有着极强的独立性，丛林游击队与城市地下组织之间也存在很大分歧，更不用说各个游击队支队之间由于活动地域不同，也逐渐形成了地方性极强的好几个山头势力。

这些矛盾在丛林世界里，就随时可能演变成令人难以想象的血腥场面——冯白驹就听说过曾有游击队员反对当地游击支队的反围剿战术，结果竟然被上级领导人砍去四肢。

在这些血腥的肃反和清洗背后，就是北婆罗洲解放同盟内部极为激烈的宗派主义斗争。

这一点，也要提到中国政治对北婆同盟的影响。

在中国国内，五大前后宗派主义问题被完全公开化，并且最终造成了刘师复带领劳工党党人退出社会党的结果。最终，在社会党内部宗派主义被定性为绝对的错误，党内的一切宗派也都被要求彻底取缔。

可在国外，特别是在那些深受中国社会党影响下的亚洲殖民地地区，不少工人党、社会党党人就因此并不把宗派主义视为一个特别严重和越界的问题。

哪怕在中国社会党内部开始取缔一切宗派以后，在东南亚不少和中国有联系的社会主义革命组织里，大家还是把宗派和山头当成习以为常的事物。

这种错误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了北婆同盟的正常发展，所以在中国决定加大对北婆同盟的援助力度以后，以冯白驹为首的游击队派政治地位显著上升。过去，中国方面一直以极度审慎的态度干预婆罗洲革命，就是担心自己不能了解婆罗洲当地具体的革命情势，遥控革命，结果下达错误的指令返给婆罗洲的革命者造成重大损失。

现在看来，中国作为亚洲革命中心，一定程度上的干预还是利大于弊，讲国际主义，就要有大胆干预的勇气，不能只怕出错，就什么也不

做，坐视革命的迟滞和落后。

在这场会议中，同盟终于达成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