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进展最为关心。前几天英格兰南部天气骤变，雨夹雪的连绵阴雨下了很久，道路泥泞难以前行，铁路又遭到起义军和政府军双方的破坏、封锁，工人武装就在牛津附近的贝德福德停留了一天时间。

不少哗变的士兵也在贝德福德和北安普顿加入劳联会政权，革命战士们坐在敞篷卡车上面，被淋得浑身湿透，也不改乐天昂扬的战斗精神。

熊雄作为第三国际的代表，目前也是劳联会下属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中的一员，他虽然不是军事专家，但作为跟随过林淮唐鏖战南北的老资格社会党人，最起码也比斯诺登、西尔维娅、亚瑟霍纳这些工党领导人更熟悉军事工作。

从伯明翰起义开始，熊雄就一直有在帮助起义军进行整训，他每天都要接见大批投奔过来的哗变士兵，并从中挑选出可以担任团、营一级指战员的可造之材。

劳联会内部，其实很有些人看不惯熊雄。劳联会的政治领导人，还有起义军里的一些投诚军官，普遍文化程度都很高，他们有些不大看得起来自遥远亚洲的国际志愿者，还有人跟熊雄说：“中国红军打败过日本人，表现不错，但这说明不了什么，日军和英军是两回事，英国可比日本强大得多。中国人打日军行，打英军大概率就不行。”

熊雄在伯明翰期间，除了帮忙整训起义军的军事干部队伍以外，就是一头埋进大量缴获的英军军用地图里面，他竭力了解英国政府军和起义军各自的实力、武器装备、士气状况和具体的差别，此前伯明翰起义军进攻考文垂、北安普顿、贝德福德等城市的时候，都有熊雄参与制订具体的作战计划。

在这个过程里，熊雄也慢慢折服了劳联会里那些不自觉产生种族歧视的人，他现在已经是劳联会高层最信任的军事专家之一，威望很高。

第二百一十一章 围城打援

对于西尔维娅的问题，熊雄回答说：“当前英国局势特别复杂，政府军四处扑火、自顾不暇，可是实力犹存，特别是像伦敦这样一座庞大的城市，是不可能仅靠工人起义和军队哗变就能拿下，接下来势必将有一场恶战。

据我所知，自朴茨茅斯军港起义以来，法国同志已在朴茨茅斯装卸了大量援助物资，还有不少国际志愿人员也从朴茨茅斯登陆英国，所以我们解放伦敦就需要依靠朴茨茅斯革命同志的力量——牛津守敌士气低沉，我们需要尽快趁敌动摇夺取牛津，打开通向伦敦的道路。

时间对我们非常重要，在牛津如果耽搁了一星期的时间，全英局势都会大不一样，将极不利于革命政权。”

熊雄在劳联会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中工作，也渐渐发现英国同志对于即将进行的战役他们很少谈论怎么去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争取战场主动权；谈论多的是如何占领城市，着眼点是夺取城镇、夺取更多的控制区。

对于牛津作战，熊雄则有自己的想法。

他以中国红军的作战经验，提出：“革命军的正面攻坚作战能力远不如政府军，我军应该尽量避免与政府军的正面对抗。而应当主要通过精神攻势，从精神层面瓦解政府军……不要冒然强攻政府军决心坚守的据点，否则一旦久攻不下，就会改变当前革命军普遍高涨的战斗精神和政府军普遍低沉的士气状况，我们不能给敌人一个扭转士气的机会。

具体作战，我建议采取围城打援，我们有四到五天的时间窗口拿下牛津，首日和次日作战应主要针对伦敦方向派来支援牛津的政府军部队，多趁政府军通过铁路、公路机动时，在运动状态中对其发动袭击，这样更容易造成政府军精神层面的瓦解。

一旦政府军士气崩溃，则革命军就可以通过政治工作，迅速争取政府军中的溃散、哗变士兵加入我方。如果说消说灭政府军一名士兵，是减去敌人一分战斗力，那么将政府军的一名士兵吸收到我方，就是减去敌人一分战斗力的同时，增加我军一分战斗力，在士气层面造成的影响则更为深远，估计第三日、第四日就可以促成牛津守军士气的瓦解。”

英国革命的情况与中国革命大相径庭，如果革命军真要和政府军打硬仗，怎么打都是毫无胜算。从格拉斯哥血案开始到现在，英国革命真正爆发的时间顶多一个月多些，这么短的时间劳联会怎么可能整训出一支真正善战的革命军队呢？更多还是要依赖旧军队的起义者来进行战斗。

从实力对比上来说，光是牛津守军就有英军的正规军三个师，聚集在伦敦的英军则还有五个师以上的部队，同时政府军的空军部队还控制

着伦敦周边地区的整个天空，强攻即便不说胜算很低，伤亡也肯定会非常大。

而且熊雄非常担心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