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的社会党人，在革命过程中逐渐分化出了军事系统和政工系统这两大块。

军事系统的中层干部很多出身农村，与地方农会等介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存在密切联系。他们在解放战争前后崭露头角，逐渐晋升为高级将领，成为红军的主导力量。能把军队的职能扩大到作战以外，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些农村干部的功劳，红军从来就不是一支纯粹的职业化军队，林淮唐也说过，红军还是生产队，还是宣传队。

这同时带来的后果是，军事干部的在根据地管理中形成的“多面手”角色，使他们是社会上一支非常强大的独立利益力量。并且由于这些人多数出身农村，所以对农民的生活状况更加关心，比较反对牺牲农村的利益来加速工业化。

除了那种纯粹的“老子打天下就是为了坐天下”的人之外，他们之中所怀的理想是非常简单朴素的。一般来说是一种简单化的“均贫富”的理想，即使对理论有兴趣的也可能会把“共产主义”和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联系起来。

并且，由于这批军事干部一般受教育水平比较低，工作作风相对比较简单粗暴，热情有余而能力不足，尤其是在面对一个更加需要专业知识和现代管理经验的工业化进程时，就更显得被动。五大前后的政治风暴对他们打击非常大，到今天，军队里的农村干部其实已经开始大批被专业军事院校的新生代军官所取代，红军也就开始向一支更职业化的常备军转型。

今天，高级将领中农村出身的老红军泰半已经提前退休，基层里农村出身的新一代军官，则由于红军越来越追求成为一支高度专业化的技术型军队，一般升迁都落后于文化水平更好的城市出身军官。在诞生于农村的红军里，农民军人反而被视为“老粗”，在权力分配中遭到了很大的忽视。

党中的另一股力量就是政工干部了。

他们与军事系统的干部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简单来说就是指挥员与政委之间的差别。虽然在战争年代他们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和平友好关系，但是当他们进入城市之后，与现实中的利益沾上边的时候，他们的一些观点和价值观分歧就会暴露了出来。

政工干部出身城市的人数较多，虽然一般参加革命的时间都晚于农村干部，但升迁速度常常超过农村干部，所以党内也曾经有过“早革命不如晚革命”的说法。他们整体素质在革命队伍中是较高的，更加擅长政治动员和组织工作，管理能力较强。

尤其是在根据地的管理和经济发展中更加积累了经验。其中最突出的是政治委员这样的角色，这类人最大的优势，就是横跨了军队和官僚两个系统，这使得军队和官僚都可以接受他们坐上高位。

目前中国的中枢大全还是掌握在以林淮唐为首的黄花岗一代人手中，但在中枢往下，各中央部委的部长、各省区的省长中，占比最多的就是政委出身的人。

他们的理论水平是相对较高的，最起码不会把共产主义和大同社会相混淆。但是理论水平高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平等待人，相反，有时候素质和能力的高反而会使一些人的精英意识较重，对日常中的不平等甚至特权现象习以为常。

在战争年代他们的这一观念可能被埋没，但在和平建设的年代随着专业技术领域的工作和等级森严、科层管理的官僚制度的推行，他们的知识优势发挥了出来，他们对所谓特权，官僚作风和按部就班刻板的工作习惯也往往并不看成是什么大事。他们对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的逐渐扩大也不是很在意。

第二十二章 中国书简

尽管政工干部更加有说服教育别人的能力，但是手中有权的他们有时候更讲求“效率”，也就是用行政命令去强制推动，也就是用强制命令去“包办替代”群众的自发组织。

五大前后的许多武斗事件中，还有近年来的各种“经济主义”罢工事件中，政工干部一般都站在官僚这边，比较抵触来自群众的自发组织，他们也很厌恶工会、农会、民主政党和一切体制外的社会组织。

应该说，五大以后的政治风向，是军队系统的农村干部遭到了更大的打击，但整体风向的发展则更不利于政工干部，因为这些年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迅速发展，第三股重要力量越来越成为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力量。

这就是工人干部。

斯大林向里德分析道：“这里所说的工人干部，不止指产业工人，也包括定居在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和底层知识分子，同时也

包括新时代下接受了更高水平教育的地方农会和农村政府干部。”

里德说：“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