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起来枪毙泄愤，都不算怪事。即便那几位老朋友不动手，光是底下人各部委、各省区的官僚，都能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书记长是希望尽快让更能接受民主监督的新一代工人干部上位吧？”

刘师复说话声音又迟缓下来：“我说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改良主义的，剩下一种就是革命主义的，那么要进行的，也就是文化革命了。如果我们改良主义的努力失败，不能被党内官僚所接受，那就只有革命主义的一条路了。”

文化革命要培育的不仅是具备“国家主人”姿态的劳动者，同时还有一套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机制，要求劳动者去掌握自己管理自己的技术知识，那么沿着这条思路继续发展，就还可能要求小范围的地方自治。

廖仲恺沉默一会儿，说：“其实还有一条路，第三条路，那就是让人民群众完全放弃自己的主权，去做受人照看的婴儿，不要做国家的主人，而要做国家的婴孩。”

“做国家的婴孩不用负政治上的责任，无事一身轻，不必操心政治，冷淡对待公共生活，那也真是一个更加充满诱惑的选择，放开让人民自己来选择，大多数人民一定选这条路。”

刘师复回答：“革命主义的路是和第三条路相互对立，我们的改良主义之路则取个折中。你看，只要我们改良主义的路走通了，党政官僚反不至于受革命主义那条路的危险，其实是对他们更有好处的。不然，刺刀见红，我怕的是当初解放战争时用来消灭反动地主的血腥手段，有朝一日会被用到自己人的身上。”

刘师复也要承认，就算是人民群众中间，其实现在也很明显分出三六九等。新中国并没有能力实行严格的公有制，实际上还是承认了大量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只是从法律上对个人财富的上限进行严格限制。

现在的宪法规定私人拥有财产最高不得超过一百万元，超过的额度就会被课以百分之百的惩罚性税收。但1931年的中国部委公务员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是两三百元而已，一百万元的个人资产依旧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值，并且在这些年高速的经济发展下，百万元户也不再局限于旧时代留下的民族资产阶级残余，还包括了赶上时代发展列车而发了财的新富人。

总工会曾经和中国人民财经大学联合做过一份十分详尽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给出的数据表明中国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群，拥有相当于中国最贫困百分之一人群二十倍的财产，收入的比例比财产比例低些，但也达到了八倍。

这种贫富差距放在世界范围内其实算不上高，要知道美国最富的百分之一人群，可是能够拥有最贫困百分之一人群几千倍甚至上万倍的资产，但这也说明了中国贫富差距正在逐步分化的一个趋势。

如果不加以更多限制，长此以往，真发展到美国那种程度，什么社会主义的理想都会失去基础。

刘师复说：“在我们的国家，最强大的工业、利润最高的产业……全部集中在政府和国有企业手里，要发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做政府的买卖，搞到几张批条，就等于一字千金，党政官僚的权力这么大，货币在我们国家又有流通的空间和市场，腐败的问题就始终会是一个特别严峻的问题。”

廖仲恺是财经专家，他完全赞成这种观点，除非消灭货币，或者是最起码极大压缩货币和商品自由流通的空间，不然官僚腐败就一定是中国当前最需要重视的问题之一，他们对官僚集团无论警惕到多么高的程度，都是应该的，也是合理的。

今天新中国的经济建立在海量以合作社和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之上，不同集体之间构成了市场化的合作和竞争，这就使市场经济依旧是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货币和商品的自由流通就无法被消灭和压缩，这样，管理着这些“集体”的人就必然更容易得到货币和商品，劳工党和独立工会这些体制外力量作为制衡性质的力量也就必然有存在的基础。

管理这些“集体”的人通过二十四级工资等级制度，享有远超一般劳动者的货币收入，政府官员则享受有大量配套行政等级的特殊服务，这算不算合法腐败？

刘师复认为劳工党的主要工作是监督和打击非法腐败，但他们的重要目标也包括把合法腐败或者更好听一些来说说是“后天特权”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没有监督力量的存在，这种“后天特权”就会不断进行自我膨胀，二十四级工资可能变成二百四十级，行政等级享受的司机、医生、保姆也可能步步升级。

依靠血缘继承带来的优势经济地位是先天特权，依靠工作能力出众带来的优势经济地位是后天特权，依靠财产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