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先采用农会的形式把乡村的农民也都纳入到了红军的动员体制当中。

在这之后则是辛亥革命第一阶段的北伐结束时，中国社会党实行了大规模的复员计划，又以复员屯垦和国营农场的方式，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预备役军队制度，然后就是赤卫队和公安总队的武装警察，也可以作为红军预备役的一种补充。

饶是如此，红军也还只能说是拥有了现役军队和预备役军队两个动员级别而已，并没有真正建立起完善的普鲁士式多级动员体制，在过去的战争中，红军很多时候的动员确实是必须依赖于社会主义革命精神的宣传鼓动，从这角度来说，中国红军的动员制度很早就达到了外国人所说的林淮唐式动员的高度，然而在动员体制的具体细节上则要比德国、法国、英国等国都显得粗糙许多。

这一切都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当然，在和平为主的年代，情况肯定有所不同，中国需要把大部分的资源用于修建各类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机场、港口自不用说，工业体系本身的搭建和升级，也占去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光是为了消化日本、法国、英国对中国进行的三次超大规模技术转让，就让中国的产业工人和工程师们疲于奔波，连续三个五年计划以来，几乎毫无喘息之机。

第一百七十七章 林淮唐的汽车

菲律宾的胜利到底还是在中国造成一定的涟漪，宝冢歌剧团的音乐表演结束以后，歌手、演员们还一一向正在解放之中的菲律宾人民送去了美好的祝福，在南洋战区的捷报传回青岛以后，市民们也在新华宫的广场前举办了规模盛大的胜利游行，人们载歌载舞，欢庆着对外输出革命的一再胜利，只有林淮唐在结束了外事工作以后，就又扑到了另外一些新的工作上面。

林淮唐在新华宫的办公室里接见了东共联的汽车工业托拉斯东亚汽车公司总经理李宜春，李宜春是奉天果汁公司董事长张学良的同学，他参加革命的历史也有差不多二十年了，最初是担任沈阳北大营的迫击炮修械司司长，奉军被红军完全吸收、整编以后，李宜春先是继续担任了沈阳迫击炮厂的厂长，1院深造。

回国以后先是担任了中日联合汽车厂的总工，在后来东共联推广托拉斯组织的进程里，李宜春又升任为东亚汽车的总经理。

李宜春有很深的法国情结，他经常回忆当初第一次到法国留学时的经历，那时候的中国已经不算特别的落后，在林淮唐和中国社会党人的领导下，经过一场场暴风骤雨般的社会革命，至少战乱、饥馑、和绝对的赤贫，已经大半消失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可是和法国比起来，哪怕是和刚刚经历了欧战惨败的法国比起来，二十年代的中国还是差距悬殊。李宜春记得当时在他们那批留学生的眼里，巴黎就是天堂之都，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巴黎公社社员墙、先贤祠、荣军院……各式各各样的建筑物让他们目不暇接。

宽阔的马路上汽车往来不息，大街上干净整洁，人们衣着整齐、精神饱满，穿着打扮也非常摩登时尚。李宜春在担任中日联合汽车厂总工的时候，经常往来于沈阳和东京之间，但以他的回忆，李宜春还是认为东京跟巴黎依旧差得远，哪怕是在经历了关东大地震以后，东京经过了巨大规模的市政重建，也还是很难赶上二十年代刚刚从战火中走出的巴黎。

在法国的大学里，除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以外，法兰西公社还先后接受了来自德国、奥匈帝国、希腊、意大利、英国、西班牙、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美国、巴西、日本、朝鲜、越南、伊朗……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留学生。

还有很多欧美工人党领导人的子女，比如意大利陶里亚蒂的儿子和西班牙伊巴露丽的女儿，都在法国的学校读书，所有外国工人党公派留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由所在国家的工人党支付四分之一、法兰西公社政府支付二分之一，剩下四分之一才是由学生自费解决。

李宜春在法国的生活，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是非常“两极分化”，当时的巴黎既是一座大博物馆、大艺术馆和大酒馆，同时也是一座大兵营。法国的博物馆、艺术馆全都免费，不仅如此，当时全欧洲最先锋的艺术家也都聚集在巴黎，所以留学生们几乎不用花费一毛钱，就能够欣赏到当时欧洲最高雅的艺术。

李宜春还记得那时候他和陈独秀的儿子陈乔年经常参加画展，很多放在柏林、维也纳和

莫斯科，可能会拍卖到几万美元的画作，在巴黎经常只消一两百法郎就能买下。

音乐、舞蹈、话剧、电影……只要是和艺术相关的活动，在法兰西公社都不需要花费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