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最后一日记里，作者深切地希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并具大声疾呼：“救救孩子……”《狂人日记》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而且还表现了鲁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狂人日记》的意义，确实远远超出了文学的领域。

作品的主人公虽然是一个患有迫害狂恐惧症的“狂人”，但作品的主旨却并不是要写下层劳动人民所受到的迫害，更不是一个精神病人的“纪实文学”，而是要借狂人之口来揭露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因此作品中的狂人，实际上是一个象征性的形象。“历史上多少反抗旧传统的、离经叛道的人，曾经被视为疯子，如***，也曾被人叫做“疯子”。从世俗的眼光看去他是疯子；站在革命的立场看去他是先知先觉。同一个人、同一个思想却在社会上有截然对立的两种看法和评价，这也是变革时代的社会矛盾的反映。鲁迅塑造这具有狂与不狂两重性的形象，就是对社会矛盾的一种揭示。这也是狂个形象本身所具有的深刻含义”。掌握狂人形象的关键，就在于对狂人是真狂还是假狂的理解。

鲁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过：当时“大约所仰仗的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知识”。从作口中狂人的言行来看，他的确是一个“迫害狂”患者，具有恐惧、多疑、知觉障碍和逻辑思维不健全等特征，属于精神病学的“迫害妄想型”精神病患者。如作品所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像这样的以为人人都要害他、要吃他的心理，在作品中处处可见。如果只看到这一方面，那就很容易认为狂人是真狂了。其实狂人的评议和心理有许多错乱和偏执的地方，却又表现出清醒的认识、深刻的思想和发言人的洞察力。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他从写满“仁义道德”几字的历史字缝里所发现的吃人的本质。这段话揭

开了几千年中国封建礼教的面纱，揭露了封建礼教在精神上对人民的残害，揭示了封建制奴役压迫人民的罪恶。几千年来，敢于站出来说出这个本质的人难道不就是被世人看作是“狂人”的人吗？

作品开头，有这样一段话：“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作者按照一个迫害狂患者的思维特征来写人物的语言，其逻辑虽然常常很不清晰，但是，其含义却是相当丰富而且深刻的。所以，作品中的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和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象征形象。

如果我们很好地解决了狂人形象是真狂还是假狂的问题，那么，对狂人形象所具有的“狂与不狂”的两重性就容易掌握了。狂人的“狂”，一方面是由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某些特征，更重要的一方面却是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狂人的“不狂”，则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认识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并且被历史所证明是正确的，只是他说出了当时的人们不敢说或者是还没有说出的骇人听闻的话。我们说《狂人日记》是鲁迅全部创作的“总序言”，除了思想主题方面的因素外，还包含着它在鲁迅小说艺术上的开拓意义。鲁迅小说正是从这里开始，就一直既借鉴外国小说的长处，又继承传统小说的优点，从而创造出一种现代小说的新的民族形式。

《狂人日记》一发表，就以其“格式的特别”而引起了许多关注新文学的人们的注意。而它的特别，主要就在于它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从来没有过的“日记体”形式。此外，作口中所带有的“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和新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的“寓热于冷”的风格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所以，茅盾说：当时“还没有第二个同样惹人注意的作家，更找不出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创作小说”。

在中国，以前没有日记体小说，只有笔记体和章回体小说。笔记体是“采风式”的，章回体是“说书式”的，它们在都采用第三人称，而日记体则全部采用第一人称，整篇作品几乎都是主人公内心世界的表白。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但从题目上，而且从整体形式上都借鉴了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鲁迅在借鉴果戈理小说的同时，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表现得更为“忧愤深广”，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礼教，很好地表现了本民族的生活和意识，而且在艺术手法方面，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抛弃本国的小说传统，在以自我表白为主要特征的日记体小说中，仍然能很好地运用白描手法，极简明地通过语言和行为刻画出人物的形象和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