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士的不满，让他们产生“兔死狐悲”之感呢？”

“那就要把道理讲清楚了，我的建议是公开发表声明，统一解答这一类人的问题，第一，我党依然承诺对过去咎往不究的政策，第二，对于拒不交待，顽抗到底的人，我党也只能断然采取措施，这个国家是有法律的，任何人都要遵守。”

“你把话说清楚点。”

吴明远点点手里的文件：“我仔细看了一下，何键并没有在《起义宣言》上签字，这说明他被拉进人员名单，是不情不愿的，甚至有可能是张群之流为了恶心我们，故意所为，张群本人正在来延安的路上，我建议，请他就此事做出说明，以正视听。”

这个理由一说出来，在座的众人都松了一口气，既然有如此大的疑点，有些事情就可以做了，说到底，程序正义在什么时候都是要讲的，也最能够产生说服力。

会议过后，吴明远陪主席走向居处，快到院子时，又突然转身向山上走去。

“陪我走走。”

吴明远很理解他的心情，在整个会议的过程中，主席都没有说过几句话，因为他无论说什么，都容易不够客观，但不代表他心里没有想法，吴明远一直在等着，直到主席自己开口。

“1936年，一个叫斯诺的美国人到延安采访我们，他问我，“我认为一生当中最黑暗最难过的日子是什么？”，我当时回答他，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吴明远当然知道这段历史，不过听到主席亲口讲述，感觉还是不一样的，主席说当时张国焘带领83000红军南下，自己率领7000红军北上，一、四方面军的分裂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比1927年大革命失败还要严重。

当时作出最严重的形势估计，7000红军要到与苏联接近的边疆地方以求生存，因为没有办法了，就7000红军，能搞一个多大的局面？搞不了多大的。

他甚至作出了7000红军被打散，到白区做地下工作的准备！

这已经是作了最坏的打算了。

“为了团结他，我们做出了很大的让步，甚至部分放弃了组织原则，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的行为是有错误的，但是为了整个革命事业，我们可以让步，可以妥协，也可以争取一个顽固的人，再来一次依然如此啊，可就是这样，人家还是跑喽，在革命胜利的前夕，跑到了果民党的一边，成为他们攻击我们最好的靶子，一个共产党的创始人，一个我党的高级领导人，主动投降当了叛徒，可悲呀。”

吴明远说道：“西南军政委员会发来消息，他在重庆落网了。”

“我晓得，还是可悲呀。”

“我倒觉得是件好事。”

主席目光炯炯地看着他，吴明远缓缓开口：“要是他不逃，现在依然是我党的高级领导人，政治局委员、红军的总政委、边区的副主席，过几个月站在主席台上，庆祝新华夏的诞生，接受人民的欢呼，检阅解放军，那才是可悲的事情。”

“讲到何键你缄口再三，说到张国焘，你主动开口，意见很大呀。”

“因为他是个叛徒。”

“他的出走，是个错误，这一点我们已经明确了的。”

吴明远正色说道：“我说的不是他从延安出走，而是很早以前，他就已经是个叛徒了，主席，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在鄂豫皖苏区杀害那么多同志吗？”

主席没有解释说那是“路线错误”，因为他知道吴明远肯定有其他理由。

“因为他害怕，他必须要用杀戮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成为根据地说一不二的独裁者，只有这样才感到安全，而在会师之后，他不断地试图攫取最高权力，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更关键的是，他出走不是因为斗争失败，而是害怕被人揭发，因为果共合作了，一些秘密会浮出水面，他所有的疯狂行为，都缘于一个因素，他是个不折不扣，混进革命队伍，破坏我党基础的叛徒。”

吴明远少有地激动，让主席有些吃惊，一直以来，对方都是内敛的，克制的，温和的，而这种激动，甚至来自于个陌生人。

“有证据吗？”

“华北局已经派专人送过来，是北平京师警察厅的审讯记录，他们还找到了当事人，和一些其他的人证，这些证据充分说明，他犯下了多少罪行。”

吴明远的最后一句话，让主席的眉毛一挑，愤怒之色溢于言表。

“就是他出卖了李大钊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