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庭指认，又让他们的攻守同盟彻底瓦解，因为谁都知道，这样的密约就是催命符，谁沾谁倒霉。

被告席一片乱轰轰的景象，众人开始相互指责，人人都忘了他们的声音会被全上海和全华夏的人听到，雷经天都有些舍不得打断，因为他们的言论简直就是在给自己套上绞索，然而法律就是法律，他不得不连续强调法庭纪律，再有不遵守者一律驱出，丧失辩护资格，这才让众人停下来。

对此辩护律师高溶十分郁闷，本来他已经准备了很多策略，现在自己人乱了阵脚，有些东西根本上不得台面的也被揭露出来，还有什么可说的？

“这位须贺中佐，你如何证明，这份文件的真实性呢？”

“上面有你们的签字，我全程参与了谈判，可以提供任何细节，你随便问。”

“恕我直言，这样的条件，与灭国也没差别，一个正常的人都不可能答应，很难相信，它会在我的当事人商议后通过。”

须贺彦次郎居然同意他的观点：“其实，我们当初也认为，这些条件超出了《近卫声明》和内阁的《对华政策新纲要》的范围，影佐大佐直言不讳地说过，“如果以此条件为基础与汪谈判，会令人怀疑日本人的信义，对日本未必最有利，即使汪最后同意了，“和平运动”最后也不见得会奏效”，他的本意是做为“拟订方案”交与对方，在谈判中给予适当的让步，谁知道，华方似乎十分急切想要达成协议，几乎原封不动地承认了这些条款，非常地出乎我们的意料。”1听到日本人的话，一众被告恨不得寻个地洞钻进去，高溶都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继续问下去，因为所有的证辞对已方都不利，他明智地选择了跳过这位日本证人，不再向他提出任何问题，公诉方对此也无异议。

“我想向法庭陈述的是，即使这些密约存在，它们也并没有得以实施，也就是说，我的当事人并没有造成协议里的那些条款的实际损失，这也是事实。”

史良反驳道：“铁的证据摆在面前，诡辩无济于事，因为被告已经有了全盘的政治路线图，建立伪政府、接管伪政权、统一号令、与日军全面合作、这一系列卖国行为，如果不是被我党的秘密行动打断，此刻已经完成了，我们对于汉奸、卖国行为只看其行动，一份已经签了字的密约，就是铁证，不容抵赖。”

陈璧君站起身刚要开口，看到法官严厉的眼神，举起手：“我要求发言。”

“允许。”

“我们没有卖国，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汪政权统治下的地区是沦陷区，也是日本的占领区，并无一寸之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力，还有什么国可卖？ 日本攻粤，广州高级长官闻风而逃，几曾尽过守土之责？南京、上海失陷，民生涂炭，请教诸位，这到底是蒋委员长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我们赤手把沦陷区收回，而又以赤手治理之中，试问我们收回后怎能交回重庆，重庆又怎样能来接收？”

史良看了她一眼：“陈璧君，你在偷换概念，第一，如果你是靠实力收复沦陷区之国土，那是英雄，可你们干了什么？用无耻的条件交换日本人的承认，他们在你们收回的国土上驻军、征粮、抓人杀人，你们都无权干涉，请问这是收复失地吗？”

“你......”陈璧君气急败坏地说道：“陈璧君这个名字是你叫的吗？当年国父孙先生都不曾这样叫我，蒋委员长也不敢这样叫我，你也配？”

“虽然这个问题与与本案无关，我还是回答你，你的确不配这个名字，因为你的所作所为，已经让这个名字蒙羞，我该叫你什么，2号被告？”

陈璧君气了个仰倒，正要再说，被雷经天打断：“被告请注意自己的言行，再有违纪行为，当庭驱出。”

她立刻收了声，史良继续说道：“第二，你提到了另一被告蒋某人，是否表明他对于你们的活动，亦有知晓？”

“当然，蒋某人表面抗战，实则时刻想与日本媾和，如果不是日本政府宣称“不再以蒋政权为谈判对象”，他说不定倒得比我们还快。”

周佛海也举手要求发言，史良无可无不可地让他开口。

“其实在《重光堂密约》签订之后，汪先生就向其征求过意见，他并未当场反对，只是说要再考虑，此事有很多人可以作证，高宗武、梅思平的上海之行他是知道的，也乐见其成，后来日本政府不愿意与他谈，我们才顶上的，在此之前，他的人在香港等地已经日人进行了多轮磋商，达成了一些协议，如果照公诉人所言，签订条约即是卖国行为，那么蒋才是最大的卖国贼，他不仅在纸上卖国，还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