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到延安，受到了主席、老总的亲自接待，从此他成为直接与主席通信的国军高级将领第一人。

他与老总的交情也很深，两人多次相聚，共商战略问题，林育蓉被晋绥军误伤之时，他当即拿出了大批枪弹做为赔偿，其后又拒不在防区内搞摩擦，双方相交到了什么地步呢，主席亲自写信给他，原文是“别人都摩擦，而先生独不摩擦，是不好的，如有事发生，我们能谅解你。”劝他哪怕做个样子给重庆看，俊如将军若是想搞，我方主动让出一些地盘配合都可以，就是这样的交情！

太操心了。

可问题是鄂豫皖那一次，影响实在太恶劣，既然是公审，就一定要服众，绝不可能私相授受，更不可能公然包庇，如果没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谁也不可能挽回来。

那一仗，国民党一共打出了两个以人名设立的地名，分别是“经扶县”（原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新集）和“立煌县”（原鄂豫皖苏区特委和政府所在地金家寨），两地分别对应蒋某人的五虎上将之首“福将”刘峙和“虎将”卫立煌，这是确凿无疑的罪证。

“关于鄂豫皖苏区的屠杀事件，刘峙写了很详细的报告，足有20几页纸，前因后果，电报稿件都对得上，他是总指挥，现在反而成了有功人员，卫立煌只是纵队司令，其麾下的第83师蒋伏生部屠杀金家寨百姓上万人，罪行昭昭，他做为上级也难辞其咎，此外，第10师师长李默庵、第65师长刘茂恩、第51师师长范石生等人均有供述，蒋凶残成性，就连卫立煌也看不下去，最后把他解职了事，此人不管最后如何都必须伏法，蒋部当时直接动手的几个旅团长、一批杀人如麻的凶手均要严厉惩处，血债血偿，才能告慰英灵，对于无理由屠杀平民的刽子手，我们一定要做到揭示其罪恶，明正典刑。”

总理的手里捏着一撂厚厚的电文，是刚刚结束的第11号案件庭审纪录，主席接过来后看得很仔细，老总也拿了一部分在手里翻，越看越是心惊，在信息闭塞的时代，有很多真相直到建国后才被发掘出来，当时的描述是极为笼统的，而这一次有证人有证言有挖掘出来的万人坑，累累尸骨堆积如山，才将这些罪行大白于天下。

总理继续说道：“根据邓文仪的交待，他们事后统计了当地的一些“成绩”，在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就“枪杀与活埋了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杀了一百多人。””1这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集体屠杀大别山近百万青壮，并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最后像野狗一样死去的一个计划。它的下达者，是那个以基督徒或至少是儒教徒自居的，在南京也颇像个慈善长者的人。它的执行者，则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和作战部队士兵。

最关键的证据就是在国府档案中找到的电文原稿，其中一封是这么写的。

“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铁证如山哪，主席看完默默地点了枝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有理有据，没有冤枉他们，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只能公事公办了，人家要“忠义两全”，我们也不好越俎代疱嘛。”

老总看完了，揉了揉眼睛，不无遗憾地说道：“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啊，希望他能幡然悔悟吧。”

主席摆摆手：“上海法院的同志还是很有章法的，鄂豫皖的问题搞清楚了，下一步，是不是中央苏区的大屠杀了？”

总理记性不错，没有去翻电报，直接回答：“他们打算先审杜月笙犯罪集团，揭开“412”的盖子。”

“这样啊，也好，我听说仲甫先生一直在等蒋某人的出场，把陈毅他们搞得有点招架不住啊。”

“嗯，他每天都会准时去军管会报道，询问什么时候开庭审判蒋某人，最高法的同志准备从外围出发，一步一步地把证据凿实，最后一举拿下。”

“这算不算“农村包围城市”啊。”

“以蒋某人的地位，谨慎一点是有必要的，这样一来，全国人民才能充分认识到，在他的统治下，我们的国家成了什么样子，为什么共产党会揭竿而起，最终取得政权，他可以讲是始作甬者，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啊，让那些依然将他奉为华夏领袖的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