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辽，万分焦急。……内忧外患，应付殊难，仅密奉闻，敬乞指示。”

张群点点头：“这份电文也是我拿去给被告的，因为张在电文中所写的事情十分紧急，他们已经发现日本人有大规模动兵的迹象，希望给一个应对之策。”

史良说道：“也就是说，张其实一直在争取，他并不甘心奉行“不抵抗政策”？”

张群苦笑道：“当然了，谁愿意背上这样的罪名，何况，东北乃是他的起家地盘，对于蒋的命令，张一直颇有微辞，然而蒋每每严辞训斥，张并无办法，他又不是一个有主见的军人，这个人说得好听是讲义气，说得不好听就是优柔寡断，毫无定力，所以，当西安事变发生时，我们根本不相信，他会对被告动手。”

史良问他：“这次有没有复电？”

“没有，蒋当场决定，亲自赶赴北平，说服张听令，因为他感觉，张的态度不稳，有可能会坏他的事。”

“会坏什么事？”

“与日本发生大规模冲突，演变成一场全面对抗，他屡次说过，华夏还没有能力对抗日本，也没有做好准备，能拖延一时是一时，他一直把共产党当成心腹之患，在没有消灭之前，不准侈谈抗日。”

史良请上来第5位证人，原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

“请问证人，“918”事变时，你所任何职，驻扎何处？”

“我当时任独立第9旅旅长，驻扎在河北石家庄。”

何柱国回忆道：“我记得是9月12日，少帅在北平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叫他于十二日去石家庄与蒋会晤。那天上午，蒋、张分乘两辆专车，蒋的专车自汉口开来，少帅的专车从北平开来，就这样两个人都未下车，把两辆专车合拢后，在车厢里举行了秘密会谈。那时我正驻防在石家庄，得讯后提早在车站外围派部队布防警戒，以保安全；但专车及车站范围内，则均由蒋、张自带的卫队负责。

会谈后，少帅亲自告诉我，蒋对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过了一星期，九一八事变果然爆发了，而东北军接到的命令是“不抵抗”。”

朱斯芾马上强辩道：“这都是证人一面之辞，并不足以采信。”

史良继续举证：“看来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我这里还有两封电文，正好可以回答你的疑问。”

“第一封是9月19日，也就是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呈给被告的第一封事变情况通报电文，内容如下。”

“提前、万急、限即刻到南昌转呈蒋主席钧鉴。密。顷接沈阳臧主席、荣参谋长皓卯电称，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应。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该厂至现时止，尚未损失。北大营迫击炮库被炸，迫击炮厂亦被占领，死伤守兵待查。城内外警察各分所，均被日兵射击。警士被驱逐出、无线电发报台亦被侵入。向日领迭次交涉，乃以军队之行动，外官不能直接制止等语相告，显系支吾。并云，由我军破坏南满路之桥梁而起，实属捏词。截至本日午前五时，尚未停止枪炮。以上等情，均经通知各国领事，伊等尚无表示。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靡烂。余容续电，并已转电南京政府，等情 。旋又接沈阳无线电台公报，日军已于今晨六时三十分大队入城，将各机关占领。现各通讯电报电话一律不通，北宁路皇姑屯站已为日军占领，交通只通马三家孚。最后情况不明，谨先电闻，余容继陈。张学良，效密机科密。”

她又拿出另一封，大声读出来：“被告的复电如下：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乃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

众人大哗，这简直不像是对一个紧急事件的处置办法，反而轻描淡写的一副早就料到如此，沈阳的处置完全是按照计划进行，不值得一提的派头；甚至进一步要求，对外宣传要加大力度，让洋大人们相信，我们真的没有作任何动作！

这一下就连朱斯芾也哑口无言，如果说蒋某人坚决主张抵抗的话，无论如何也不会发出这样的复电，而是应该调兵遣将，鼓励当地的东北军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