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北方社会动荡不安，战事频仍，而江南区域则相对安定。因此，为避战乱，大批佛教信徒和僧人也随着北方移民移居江南。三国时期，高僧支谦、康僧会先后来到孙吴，受到吴大帝孙权的推重。孙权为康僧会建造了建初寺。建初寺亦称佛陀里，为中国历史上江东地区的第一座佛寺，对孙吴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佛教发展有着积极作用。

吴末帝孙皓时，曾设定法令要求废止不合礼制的祭祀，并打算毁掉佛寺。最终康僧会劝说孙皓改变意图，孙皓大力弘扬佛教，修缮寺庙，并要求宗室信奉佛教。在孙皓推动下，孙吴佛教得以进一步发展。

支谦，字恭明，月氏人。汉灵帝时来华。深通梵典，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之称。汉献帝末年，逃避兵火来到江南，从事译经工作。支谦得到孙权的支持，并被任命为博士，辅佐太子，足以说明孙吴对佛教的重视。支谦翻译了大量经卷，如《大明度无极经》《维摩经》《大般泥洹经》《瑞应本起经》《微密持经》等约30部，其译“辞旨文雅，曲得圣义”，得以“遍行于世”。其译经对后来诸多道经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康僧会，康居人，世居天竺。赤乌十年（247十年）到达建业，传播佛教，并携来佛画，吴画家曹不兴曾加以模写。 先后译有《六度集经》等。 宋代编成的“二十四孝”中“郯子乳鹿奉母”故事就是从《六度集经》中《睒道士本生》和西晋圣坚所译的《佛说睒子经》里的内容等演化过来的。康僧会提出了“儒佛同一”观，并以佛教的“仁道”附会孟子的“仁政”，把“仁”视为佛的最高境界。康僧会重禅法，对江南禅学的形成影响深远。

道教

汉末以来，先后传入江东的有属于太平道支派的于君道，属于五斗米道支派的李家道等。据葛洪描述，“又诸妖道百余种，皆煞生血食，独有李家道无为为小差。”反映了当时道教支派林立的杂乱状况。

孙策曾因惑众而杀死方士于吉，而孙权则信仰道术，与诸多方术人交往甚密。主要人物为吴范、刘惇、赵达、姚光、介象等人。而被后世尊为道教天师的葛玄也与孙权有过交往。吴范，字文则，会稽上虞人，研究历数，知晓气候；刘惇，字子仁，平原人，知晓天文、懂得占卜，有“神明”之称；赵达，河南人，研究九宫算数用于预测，深得奥妙。 以上三人均善于推测、计算，凡是遇到各种征兆，三人都能准确推算变化，并参与军政活动，在当时受到人们的赞誉。

书法

孙吴的书法文化繁荣，书家层出不穷。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皇象。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孙吴书法家。工书，尤善章草、八分书，着有《论草书》，代表作有《急就章》、《文武将队帖》、《天发神谶碑》等。

孙吴的皇帝中，孙权、孙休、孙皓等均在书法史中保有一席之地。孙权与孙皓在唐代张怀瓘的《书估》中被列入第三等， 与谢安、王导同列，明代杨慎《法贴神品目》载有吴大帝黄武二年刻字，在杭州粟山；孙权擅长善行书、草书。孙休也擅长书法；孙皓擅长行书、隶书、小篆和飞白， 其书法被庾肩吾评价为“体裁绵密“。

孙吴擅长书法者还有张昭、贺邵、苏建、朱育、诸葛融、沈友、张弘等。

孙吴的着名碑刻主要有《天发神谶碑》、《葛府君碑》、《禅国山碑》、《谷朗碑》，被称为“吴碑四种”。

绘画

孙吴的着名画家有曹不兴、赵夫人等。

曹不兴是文献记载中知名最早的佛像画家。他擅长写生与绘佛画，被誉为“佛画之祖”，着名作品有《维摩诘图》、《释迦牟尼说法图》等。

赵夫人，是孙吴方士赵达之妹，善于书法绘画，成就颇高。根据《拾遗记》记载，赵夫人曾将自己所画的地形图交给了孙权，而且还在方帛上绣上五岳列国地形图。赵夫人的绘画实开后世山水画之首，在当时影响也很大，被人们誉为“机绝”“针绝”“丝绝”，并称“吴之三绝”。

建筑

长江以南许多着名建筑始建于孙吴时期，最早多用于军事及宗教用途。

“江南三大名楼”中的黄鹤楼及岳阳楼系孙吴时期所造。黄鹤楼始建于223年（黄武二年）。根据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孙权始筑夏口故城，“城西临大江，江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是为了军事目的而建。三国时期黄鹤楼只是夏口城一角了望守戍的“军事楼”，晋灭东吴以后，三国归于一统，该楼在失去其军事价值的同时，随着江夏城的发展，逐步演变成为官商行旅“游必于是”、“宴必于是”的观赏性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