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使不得有为，则其意不在中原也审矣。坐视神州板荡，戎马纵横，不以动其心，不过欲因时自利云耳。愍再蒙尘，惧天下之议己，则阳为出师之势，迁延顾望，终归罪于运饷稽缓，斩一无辜令史以塞责。赤青之异亦深切矣，吾谁欺，欺天乎？夫受君父之委托而坐视其祸变，因时事之艰难而觊幸以自利，三纲沦矣。惟其大畿既失，故其所以建国规摹亦复不竞，乱臣贼子如王敦辈不旋踵而起，盖其弊有以致之也。使元帝痛怀、愍之难，笃君臣之义，念家国之仇，率江东英俊，鼓忠义之气，北向讨贼，义正理顺，安知中原无响应者？以区区一祖逖，倔强自立于群豪之间，犹几以自振，况肺腑之亲，总督之任，数路之势，何所不济哉？惟其不以大公为心，而私意蔽之，甚可叹息也。”97

明代大臣孙承恩在《古像赞·晋元帝》中作赞道：“晋失中土，元起江东。皇天眷德，群贤效忠。冲虚性成，恭德纯至。雄武未优，中兴犹愧。”

明末文学家吴应箕：

1晋元帝之始为丞相也，闻长安不守，即出师露次，移檄北征，而王导亦有“戮力中原，克复神州”之语。及即位以后，导为宰辅，遂君臣偷惰，无复有经略远图，以至于强臣见逼，卒于忧愤。此实何哉？元帝亦知江南单弱，非汉赵之敌，微安静不能保全，其自计不可谓不审矣。然是时大仇未复，人心思奋，乘国家之新造，外有刘琨、慕容之推奉，内因祖逖、李矩等之旧屯，以厉其气而用之，其君臣日夜相与忧勤震动，惟敌是图，其国可强。国强则主尊，使奸雄有所惮而不敢肆，虽大业未复而臣祸可息，此理也，势也。恃外患之不至，而一意隐忍姑息以冀其苟安，于是王敦、苏峻之属得以窥吾所深忌，而犯其所必狃，此亦岂非自然之势乎？且晋是时亦乌能苟安也？以刘石之强梁崛起，及锋用之，何战不克？幸其战胜而骄，又自相图于君臣骨肉之间，而无暇及晋。向令葛陂之众不退，又赵不背汉而专事东方，不知帝何以御之？即导亦岂能遵养时晦，犹自以其德望晏然处逆臣之右哉？故吾尝谓晋元之得国，悻也。而其主臣之谋国，实有亡道。夫国之存亡，天也。诸葛武侯岂不知汉不可复兴，贼不可即灭？而其言日：“王业不偏安，坐而待亡，何若灭贼？”于是连年动举，惟敌是求，而鞠躬尽瘁，至死后已。后之论者犹以国小而数出师为亮病，无怪于谀导者以偷安为有权略，而谓江东再造，导之力也。导者，真所谓坐而待亡者也。其不亡者，天也。然而即使导能矣，其如元帝之不可与虑亡何？是故晋之主臣无一可为后世法者也。

2夫元帝即疏属，当其既正王位之后，为群情所向，则承晋统者非元而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