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是送给母亲的一个最好的礼物。

大学，总把最优秀的毕业生首先留给自己。品学兼优的王玉荣留校任教了。第一次领到工资，他首先想到的便是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马上到邮局将工资的一半寄给母亲。孙安秀对此并不介意。1956年全国工资普调后，他仍然像“铁律”一样寄出工资的二分之一。而这时，爱情己没了新鲜感，并且他己经是一儿两女的五口之家了。

失望和不满逐渐在妻子的心头郁结。含笑的面容常常乌云堆积，柔和的话语变得生硬刻薄，龃龉时有发生。对丈夫的由于经济拮据而节衣缩食、刻苦自己，原先的同情、怜悯、心疼一扫而光，代之以“自找”、“活该”的悻悻然。

全学校衣着最朴素陈旧的青年教师王玉荣，在教学、科研方面相当出类拔萃，是全校的业务尖子。“出国留洋”，可以说对任何一个时期的知识分子都有巨大的诱惑力。王玉荣出国留学期间，母亲从宝鸡搬到咸阳来住，帮助照看孙子、做点家务，同时也与儿媳作伴，彼此照顾。

但是好景不长。两个女人共处不久就发生了矛盾——裂隙是早己在孙安秀的心底存在着的。她们同是个性极强、不善克制容忍的外向型女人，由吵到骂，最后发展到剑拔弩张，撕扯抓挠，亲友、学校领导都劝阻无效。

最沉重的一击来自1962年秋天。那天从实验室出来，同学交给他一封软绵绵的信。拆开一看，竟是一缕花白的长发。母亲在信中哭诉：这是儿媳从她头上揪下来的！王玉荣悲愤欲绝，踉踉跄跄跑进树丛，捂着脸哭了。他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能、最孤独、最不幸的人！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妻子——不，“仇人”孙安秀所有的来信，一封封撕碎，丢入波光潋滟的河水中。

从此，凡是孙安秀的来信，他看也不看就撕碎扔掉；从此，他再也不给孙安秀写一个字。

1964年的夏天，学满6年的王玉荣毕业回国。他拿到的是副博士学位。如果没有那么多来自家庭的痛苦和干扰，他取得博士学位应该是游刃有余的。他归心似箭——焦灼地想见到阔别的母亲；他欲行又止——不想见到那所谓的妻子！

六年的变迁着实巨大。他所在的大学，己从咸阳迁至西安并改了校名，孙安秀己被照顾调进这个大学的总务部门工作。在王玉荣看来，他俩的夫妻关系己经名存实亡。他向孙安秀说的第一件事就是离婚。

孙安秀先是愣了半天，接着是大哭大闹。她骂丈夫坏了良心，自己六年茹苦含辛，撑起这个家，养大三个儿女，今天倒要卸磨杀驴了！她骂丈夫在外国勾搭上了漂亮女人，要学千古唾骂的陈世美；她要到系上、到党委去揭发，让全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家属评评这个理，认清他王玉荣丑恶的灵魂！王玉荣胆怯了。况且离婚这号事，母亲也不同意。她和儿媳不和是事实，但她老人家并不愿看到儿子妻离子散。

于是，此事再也缄口不提。

王玉荣在自己家里得不到温暖，就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去。他是学校中当时为数不多的拥有副博士头衔的佼佼者，担负的课题比较尖端，表现突出，成果斐然，多次获得科研优秀奖，并荣获优秀教师称号。

十几年中，他参与完成和独立完成的课题，曾先后获得陕西省或国家部委科技进步奖、科研突出贡献一等奖和发明专利二等奖。他的某些研究成果，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受到日本、美国、德国科学家的重视，有的还被输入国际发明专利网络。他也由讲师先后晋升为副教授、教授，并担任了研究生导师。

但是，科研成就的获得，技术职称的升迁，年龄的增长，这一切并未改变他在家庭中的地位。他的家，仍然以学校总务科的办事员孙安秀为中心。

1994年夏天，年届65岁的王玉荣教授离开了教学岗位，正式退休了。跳舞、钓鱼、养花、练气功、打太极拳等等中老年人的热门活动，他概无兴趣。他自我封闭在迷惘和失落之中。

这时，他又想起了母亲。他想把93岁高龄的母亲接回自己家中。他急切地想弥补30年来作为长子未能恪尽的孝道，也想在众多弟妹面前挽回一点面子。

1995年的春节快要到了。年三十晚上，女儿和儿媳帮助孙安秀忙了一个下午，做了满满腾腾一桌子菜，还摆上稠酒和啤酒。王玉荣凛然而庄重地把老太太搀扶到上席人座。

由于王玉荣一脸冰霜，正襟危坐，开席后，除了小孩子们像麻雀似地叽叽喳喳之外，大人们都很拘谨，生怕磕碰了什么。孙安秀可不吃这一套，她以主妇的身份，给儿女、女婿、儿媳斟酒，给小家伙们夹菜，努力恢复喜庆气氛。对丈夫和婆婆，她敬而远之地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