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论文集》第2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等文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甘州回鹘在中西方丝路贸易中的地位，认为甘州回鹘为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另外，孙修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交通（一～三）》（《敦煌研究》1989年第3、4期及1990年第1期）系统地探讨了五代时期甘州回鹘与中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关系。近期，朱悦梅、杨富学致力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撰文指出由于甘州回鹘的维护，使丝绸之路在西夏的威胁下没有完全中断，有时还得以畅通无阻；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甘州回鹘经济的发展，使中原王朝，特别是北宋政权得以源源不断地得到产自河西走廊一带的战马，增强了边防实力；回鹘摩尼教徒、佛教徒在中原及沙州诸地的活动，促进了河西走廊与中原地区的宗教文化交流。[33]

八 甘州回鹘政权灭亡的时间及其社会原因

林幹《河西回鹘略论》（《（［甘肃］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程溯洛《甘州回鹘始末与撒里畏兀儿的迁徙及其下落》（《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陈守忠《论河西回鹘》（《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等认为是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汤开建《甘州回鹘史二札》（《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则认为应在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此年西夏复占甘州，甘州回鹘政权遂亡。关于甘州回鹘亡于西夏的社会原因，高自厚在《甘州回鹘失守甘州的社会原因——兼论甘州回鹘的社会制度》（《［甘肃］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一文中作了研究，认为甘州回鹘社会中的积弊导致了其在与西夏斗争中的失败。杨建新则认为，甘州回鹘是在西夏与辽的夹击下失败的，二者夹击甘州回鹘的原因就在于该政权与宋保持密切的交往。[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