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亨利·玉尔（Henry Yule）则认为Sandabil一名似为阿拉伯讹传之印度城名，如Sindifu、Sandabur之类，中国并无这种地名。然而从马可·波罗之《游记》看，成都府被转写为Sindifu，与此城名相近，而Sandabil又与山丹接近，故而未能下断语。[36]

若就该城规模的巨大这一因素看，将Sandabil比定为山丹有可疑之处，但除山丹之外，难以找到更合理的解释，尤其是在作为突厥人首府的城市中，再难找到更适合的了，故而这里暂以山丹视之。如果上述推测不误，Sandabil就是甘州之山丹的话，米撒尔的记录可视为10世纪甘州回鹘社会快速发展的有力证据。由于该城巨大，以至于米撒尔竟将其误作中国的都城。对于这座城的具体位置，有人认为在今天山丹的大马营，也有人认为在民乐县永固南的马营墩一带。尚待进一步研究。

在回鹘未西迁以前，河西走廊一带就是经济繁荣、贸易发达之地，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产、供、销体系，在东西方各种民族穿梭往来、不断迁徙流动的同时。各种风格不同的文化也在这里传播、交流。回鹘人迁入这里后，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优良的文化传统，积极发展与周边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仅与中原、西藏、西夏及东北的契丹、女真交往频繁，而且也与西方的波斯、印度、大秦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商业交往。[37]其中史书记载最多的当为回鹘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五代至宋，回鹘与中原各王朝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经常派遣使者朝贡，并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和回赐，同时也是通过“朝贡”的名义和方式，进行贸易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