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过多回落后部族之侵入，始终能自葆其原有之文化，不特不同化于外人，而入侵者反为汉族所同化，此非有其特立自存的精神，不能臻此。《通志·氏族略》一云：“自隋、唐而上，……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其习俗自是由上古传下。及拓拔氏入主，山东士门不愿与异族为婚，混乱血统，其主张门第婚姻，实蕴含着抗外思潮，不应单凭表面形象，只看作阶级意味。惟是经过百余年后，鲜卑统治者力求汉化，“门第”之名称虽同，实质已多少嬗变，流弊为声价自高，婚姻买卖，武德之初，高祖言“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又“贞观十二年正月十五日，修《氏族志》一百卷成，上之。先是，山东士人好自矜夸，以婚姻相尚，太宗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乃诏……普索天下谱谍，约诸史传，考其真伪，以为《氏族志》，以崔幹为第一等。书成，太宗谓曰，我与山东崔、卢家岂有旧嫌也?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物，贩鬻婚姻，是无礼也，依托富贵，是无耻也，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何因崔幹为第一等?列为第三等。”（均《会要》三六）又《旧唐书》六五《高士廉传》述太宗言：“祇缘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不足可贵，至今犹以崔、卢、王、谢为重，……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十六年六月又诏：“问名惟在于窃赀，结缡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贬其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其自今年六月禁卖婚。”（《会要》八三）其后，高宗显庆四年，因李义府之请（义府为子向旧族求婚不得），复诏言，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泽、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婚姻。自今已后，嫁女受财，三品以上不得过绢三百匹，四五品不过二日，六七品不过一百，八品以下，不过五十，皆充所嫁女货妆等用，其夫家不得受赔门之财，经此两朝迭禁，其衰宗落谱，皆称禁婚家，益自矜贵，互相聘娶。（参《会要》八三及《新书》九五）故如李敬玄三娶皆山东旧族，（《旧书》八一）敬玄固高宗宰相，所行已如此，则其他可知。又贞元中柳芳序四姓世族，仍先山东，（《会要》三六）无怪乎文宗有“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新书》一七二《杜兼传》）之慨语也。然太、高两朝之意，无非禁其贩鬻婚姻，未尝妨其发展，陈寅恪乃谓：“对于中原甲姓，压抑摧毁，共事创始于太宗，为李唐帝室传统之政略。”（《李唐氏族之推测》）然陈氏又谓李唐为赵郡冒牌（见前一节），果如此说，则太宗乃推抑其冒牌之族，于论难通，则不如缪凤林所辨：“崇尚门地之习，初未因是而衰，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崔氏十房独有二十三人，则压抑摧毁云云，似亦未可概论。”（《通史纲要》三册一八八页）立论更为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