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子厚）齐名；韩有《昌黎集》，柳有《河东集》（河东系其郡望，言其终官则曰《柳州集》）。二人之文，已由平易而进于锤炼，注重“仿古”，是为“散文中之古文”。然而“真古文”是上古的真语言，时代悬远，语言经过变化，后人轻易模仿不来，勉强做去，便成非驴非马，画虎类犬，唯求其“仿”，于是佶屈聱牙之涩体随之而生。宋姚铉《唐文粹》自序云：“陈子昂起于庸蜀，始振风雅”，未尝不知拾遗为迎合革新之先锋。但其下又云：“惟韩吏部……首唱古文，……于是柳子厚……从而和之。”遂开九百多年来韩愈为文章革命家之错觉。按同时之文家，白居易少于愈四岁，柳宗元少五岁，韩登进士第仅先柳一年（贞元八），散文之年序可考者，柳始贞元元年，韩始贞元四年（据《韩柳年谱》），柳为文绝非受韩所鼓动，姚盖未深考而以意臆之者。欧阳修作文注重省（如《新唐书》）炼（如《醉翁亭记》），居洛阳时，与尹师鲁辈共效韩体，称曰“古文”，于是学者非韩不学，盛极一时。（见《昌黎集》八）近年人或更以革命巨子推韩，其实唐文革命，早在百余年前，韩、柳只集其大成耳。唐李肇《国史补》云：“元和之后，文章则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裴度《寄李翱书》评愈文为“奇言怪语”，当时人所评如此，是知韩之作品，已走入好奇一途，并不能适应社会要求，作显浅革新的尝试，后世称为“古文”，义殊无当。誉以载道，更名实不符。总之，循着社会的演变，“真古”已不宜复，“仿古”更在所排除，唯文学界失去正确的方针，遂令千百年间陷于泥途而不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