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其南寇之路；唐休璟以为两汉以来皆北守黄河，恐劳人废功，终为寇有。仁愿固请不已，中宗许之，遂以景龙二年（或误景云三年）筑三城于河北，三旬而就，以拂云祠为中城（约今包头左右，突厥文呼佛为Burxan，拂云即其音译），与东、西两城相去各四百余里，首尾应接，北拓地三百余里，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及开元四年，默啜被铁勒九姓所杀，骨咄禄子小杀与其弟阙特勤收集余部，继立为毗伽可汗。于时旧部酋长南投者颇多，西方十姓亦不为之用，毗伽方事抚绥，无力南犯。开元六年两次下诏，期以八年秋大举北伐，无非志在恫吓；而八年秋突厥入侵甘、凉，亦不外先发示威，双方政策，可谓针锋相对。毗伽有谋臣暾欲谷（Tonjukuk），年已七十余，号称足智。毗伽欲入寇，暾欲谷曰：“我众新集，犹尚疲羸，须且息养三数年，始可观变而举。”又毗伽闻唐定期北伐，大恐，暾欲谷曰：“王晙兵马计亦无能至此，必若能来，候其临到，即移衙帐向北三日，唐兵粮尽，自然去矣。”（《通典》一九八）质言之，两方均不欲战，故数年后毗伽便认玄宗为父，偃旗息鼓，言归于好，唐亦得以休养生息，《旧书》本纪赞所以提“虏不敢乘月犯边”也。

突厥之外，西北患在吐蕃，惟开元末以前无大争战。东北两蕃（契丹、奚。奚原称库莫奚[17]，始见于《魏书》二登国三年，三八八），虽时服时叛，然影响极微。乘武后峻法之余，易以宽仁，民尤得各安其业，凡此种种皆造成开元致治之要素也。然中唐以后之危机，亦于是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