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条件，其立法颇与清世八旗兵相类[63]。唯其如此，然后唐代各道军府数目何以互相悬绝，同一道内之军府分布何以疏密迥殊，突厥、吐蕃入寇之冲途何以毫无布置，方可豁然明白；盖（1）开皇十年勒军人属县籍，此辈须供职长安，除关内之外，必多改属较近之河东、河南二道。（2）太原从义之师必多原籍河东，故河东道府数反居河南道之上。后人不明其故，于是陆贽疏以为军府八百而关中占五百，乃太宗居重驭轻之意，《会要》谓“关内置府二百六十一，精兵士二十六万，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玉海》一三八引）《十七史商榷》七九谓“京兆郡多至府百三十一者，以其为京师也，河南郡则三十九稍多，以其为陪京也”，近人谷氏更推波助澜[64]，都不足深辨。至于《会要》称，“河北之地，人多壮勇，故不置府”，（《玉海》引）《家传》又称，“玄宗时奚、契丹两蕃强盛数寇，河北诸州不置府兵番上，以备两蕃[65]”，对河北不置府，解说各异[66]。按兵取强悍，古今通则，前说之妄，不辨而明。河北诸府是否玄宗时全废，现无确证，但改骑前宿卫已不给，各道之府同为若有若无，不独河北然矣。王夫之《读通鉴论》二二云：“唐之府兵，世著于伍，垂及百年而违其材质，强使即戎。”认府兵为世兵，固不自我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