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外滨重洋，海舶所出入，依于地理环境，故中古海上贸易，南方特盛。

南洋贸易有明确记载者始于汉武，《汉书·地理志》云：

番禺者一都会也。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船行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离（印度俗语‘Prakrit’：verulya，梵文vaidurya，犹云“青色宝”）、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住。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燿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志文之黄支，为Kancˇi，即今印度半岛之Conjeeveram[220]，“已程不”余拟为Chingleput[221]，中、印间海洋交通，于是渐辟。

三国鼎立，吴偏处南方，促成其向海洋发展之势，因而三世纪中有康泰、朱应出使扶南。泰著《吴时外国传》云：“从加那调州乘大舶船，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大秦国也。”（《太平御览》七七一）同时，丹阳太守万震《南州异物志》云：“外域人名船曰，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四丈，望之如阁，载六七百人、物万觔。”[222]又云：“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后沓载之，有卢头木[223]叶如牖形，长丈余，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增减之，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御览》七七一）此必南人目击进口外舶之形状。《广州记》[224]称，“广州市司用银米”，又见岭南经济已进一步受通商之影响。东晋末（五世纪初）法显由印度赴师子国（师子系Simhala之义译，即今锡兰），在其寺内见有晋制白绢扇，自此乘商人大船，船上载二百余人，约行九十日抵耶婆提（Yavadvipa）。再转乘他船，亦载二百许人，趣广州（约五十日程），中途遇暴风，约经九十日，飘至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今青岛附近），盖其时航术粗疏，船入大海，“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故海洋交通之发展，非常迟缓。南海舶来之品，旧时州郡率以半价就市，外商不胜侵刻，每年舶至不过三数，梁武时萧励为广州刺史，纤毫不犯，岁十余至（参《梁书》三三《王僧孺传》及《南史》五一《萧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