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之用，故往往一字可读两个或两个以上之音；比如知、知（智），从、从（从者），妻、妻（“以其兄之子妻之”之妻），女、女（“女于时”之女），同是一字，而由于读音不同，呈义遂别，此寄声之证也。“于戏”可读如“于呼”，“惛”（即昏）可读如“闷”，“曝”可写作“bo????????”[132]，两个字声符迥异，而发音却可相通，此非寄形之证也。求其原因，当无非初时制字尚少，故而有此通融，及社会日益进步，远远供不应求，“形声字”遂乘时而大起；例如“匋”或“陶”可读如“陶唐”，亦可读如“皋陶”，换言之，“陶”“窑”原可通用，然究属不便，故“从声”之字，则扩为“窑”“摇”“遥”“瑶”等以区别之，其重点还在于寄声。概言之，周以后之华文，实介居“象形”“拼音”之间而自成一类。凡此问题，皆古典家、语文家所应继承王、俞而发挥深掘者，何为任其中止也。

反切之学，究创何时，近人虽有讨论，未为澈底，此问题实与前项问题同一范畴而不可分割者。如其推源东汉，则“何不”为“盍”，“不可”为“叵”，先已见之。且“反切”之换言，即是“拼音”，到我国中古时代，果何所引导而创为此法[133]？是否如前文所猜汉族原有拼音之本能而再度涌现？两问题不特可以——而且必须连带解决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