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钱镠世家》相同，是否乾符六年之事，大有可疑；此两点最应注意。至巢众患疫，《旧·纪》作信州，此传作饶州，则因信、饶相邻，未为冲突。（4）《通鉴》将本自《旧·纪》之“攻鄂州，陷其外郛，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一节，完全记在六年十一月之下，不知何故，独削去衢州一名（或因其不见于《新·纪》）。按《旧·纪》以攻鄂列于广明元年三月，虽属不确，然《通鉴》在此之前同一个月内，方称“黄巢北趋襄阳”，此时战略上固无分兵东下之必要或可能（因为襄阳得手，即可北窥关中），纵可能矣，岂便一月之内蹂躏十五州？岂便东及于浙杭？司马光未尝顾及时间，是其疏略之处。此后广明元年正、二、三月都不记巢事，至四月始云，“张璘度江，……屡破黄巢军，巢退保饶州，……璘攻饶州，克之”，五月，“黄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张璘急击之，……兵败，璘死”，六月，“黄巢别将陷睦州、婺州，……庚戌（廿八日），黄巢攻宣州，陷之”，论其大致，事同《新·传》，月同《新·纪》，惟信州遇疫，特采《旧·纪》而已。

概述既毕，试就管见所及，提出三点来讨论：（1）杭州。巢军犯杭州，旧、新《纪》、《新·传》及《通鉴》均只一见，论其时期，约分三说：（甲）乾符五年八月，《新·纪》主之。（乙）乾符六年，《新·传》、《通鉴》主之。（丙）广明元年三月后，《旧·纪》主之。然《新·传》缺乏时间性，乾符六年无容纳其事之余地，《通鉴》强附于十一月，绝不合理（说见前），实应依《旧·纪》移入广明，由是再可缩并为乾符五及广明元之两说。考杭、越（今绍兴）相去不过一百四十里，既犯杭便可犯越，既犯越亦可犯杭，故《新·纪》以犯杭、越连著于八九两月。乾符五年巢入浙东，见《旧·纪》、《通鉴》，是无可否认之事实，越为浙东首治，且濒海隅，巢既欲乘海入闽，越州想必其曾到之地，《新五代史》缀攻杭于乾符二年之后，则乾符说似为近是。反之，巢当广明元年时，目的方欲复寻故道，逾淮北上，何故分弱兵力，远征越、杭？四五月间与张璘相持，尤多阻碍。质言之，旧史料内确有广明元年巢克杭、越之一种误传（如《旧·郑畋传》云：“广明元年，贼自岭表北渡江浙，虏崔璆”），稍经分析，便知难以成立，故本篇仍维持《新·纪》之说。（2）宣州。《新·纪》及《通鉴》之六年陷宣，从其文观之，都系本自《旧·纪》，若广明元年六月陷宣，则又本自别种史料；但《旧·纪》之文，原亦编入广明元年，故所谓宣州再陷，实是复出。（3）衢、睦、婺三州。衢州只见《旧·纪》，婺、睦见《新》《纪》、《传》及《通鉴》，亦许在《旧·纪》十五州之内。按婺今金华，睦今建德，巢军如果由信州东出，实应先经衢州，何以《新》《纪》、《传》及《通鉴》均独删此一州，殊不可解。反之，如将三州全删却，更不易足十五之数。或者系饶、信相持时分兵旁掠，亦未可定，总不似迟在六月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