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度扰灵、盐在何年，无别文可考，孙楷第云：“此所记回鹘入寇，当是咸通十年及十一年之事”（按此所云入寇，包天德在内），又云：“乾符元年，党项、回鹘寇天德军，是时振武节度使仍为李国昌。^8′1~k!s.w?.^c!o?m￠然距咸通十一年受命镇振武，已五年之久。近吴氏《唐方镇年表》以乾符元年为国昌初任振武节度之年，盖误合《新书·沙陀传》及《通鉴》乾符元年所书回鹘事为一事。”（同前引《张淮深变文跋》三九六页）孙氏将回纥入寇置于咸通十及十一年，系先行确认《旧·纪》、《通鉴》国昌除振武在咸通十一之无误，然《旧·纪》等此项记载之信值，本大有疑问。《旧·纪》，国昌除振武是庞勋事平后之初次赏功（由河东行营招讨使除），《通鉴》，国昌除振武是庞勋事平后之第三次迁调，且前书在二月，后书在十二月，《旧·纪》、《通鉴》之间，固互有殊异，亦即反映记录之未必无差。孙氏唯先持十一年除振武之成见，于是不得不认寇天德有两次；按《新·纪》，乾符元年“十二月，党项、回鹘寇天德军”（《通鉴》同），未见有两寇天徳之痕迹，不得谓吴氏《方镇年表》为误合，其误反在孙氏也。余尝根据《新书·方镇年表》，会昌四年“升大同都团练使为大同都防御使”，又乾符五年“升大同都防御使为节度使”，决国昌初除只是大同防御（参前条注），其时间为咸通十年年底或最迟十一年初，升鄜延疑在十三年，亦即党项、回纥扰榆林、灵、盐之岁（吴氏《方镇年表》列国昌任鄜坊始咸通十年，疑不确），继其任者当为支谟、段文楚（据《唐末见闻录》）。,x-i¨a`o¨s,h~u?o/c-m_s,.-o+r!g!《旧·纪》、《通鉴》皆将国昌离振武误附于十三年，试参合《新·纪》、《新·传》，国昌初任振武，仍应依吴氏《方镇表》列入乾符元年。

167.说见前条注。

168.关于三部落，《新五代史》四云：“六州三部落皆不见其名处，据《唐书》除使有此语尔。”《通鉴》二五一胡注云：“沙陀、萨葛、安庆分为三部。”按《新·沙陀传》有“沙陀都督李友金屯兴唐军、萨葛首领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屯感义军”之语，《通鉴》于乾符五及广明元著萨葛酋米海万，广明元著安庆都督史敬存，米、史都是中亚胡之姓，如胡注不误，则沙陀部落内杂中亚胡族，故说者有石晋是沙陀之误会。张西曼曾撰《中亚缠回为沙陀苗裔考》，见《边政公论》一卷二期，能否成立，犹待公评；吾人最应分清者，沙陀是突厥族，中亚胡是伊兰族，突厥、伊兰两族之间，自古已来，固不少糅混也。¨我¨地¨书/城* `芜·错·内¨容·

169. 除《新五代史》称国昌拒命在先克用杀文楚在后（大致本《旧·纪》）未可信据外，单就杀文楚之年月而言，计有不同之四说：（1）最早为《庄宗功臣列传》及《旧·纪》之咸通十三年十二月。（2）《补实录》之乾符元年十二月。（3）《后唐太祖纪年录》之乾符三年。（4）《唐末见闻录》之乾符五年二月。惟《旧·纪》乾符五年正月又称，“沙陀首领李尽忠陷遮虏军”；按陷遮虏军与杀文楚实同一事件之发展（参《新·纪》及《唐末见闻录》），今一置在咸通十三年，一置在乾符五年（《新五代史》同），可见咸通十三年说之未确。《考异》云：“按《庄宗列传》、《旧·纪》，克用杀文楚在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欧阳修《五代史记》取之；《太祖纪年录》在乾符三年，薛居正《五代史》、《新·沙陀传》取之；《见闻录》在乾符五年二月，《新·纪》取之；惟《实录》在乾符元年，不知其所据何书也。……《唐末见闻录》叙月、日，今从之。”《新旧唐书互证》四云：“《沙陀传》书此事在乾符三年，则三字为五字之讹，观上文王仙芝陷荆襄是四年事，可见。”《旧·纪》，咸通十三年五月即著段文楚除大同防御，亦似失之过早。

170.《赐简方诏》有&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