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项检举制度完全成为揭发别人隐私或短处的告密制度,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人性沦丧,社会的长治久安也随之化为泡影。我们分析那些告密者的真正动机,无外乎以下四种情形:一是认为被告者的行为大逆不道;二是被告者的言行可能导致连坐,为保护自身做出选择;三是与被告者有私怨,借机报复;四是完全因为利欲熏心。
第一种情形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其他三种情形却让人心冷胆寒。当然第一种情形也有可能是告密者从己方利益出发所做出的判断。比如1898年的一个深夜,手握清廷重兵的袁世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跑到天津荣禄的住处,进行了一次隐秘的投机活动——告发维新派。这次盛大的告密活动直接改写了中国的近代史: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袁世凯擢升飞黄腾达,并逐步走上复辟道路。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肥沃土壤,统治者希望社会单元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处于被告发的状态。唯有如此,才有利于帝国权力集团的监控,执政者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剪除异己分子,以巩固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