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朱批的后半段可谓对年羹尧此前一切解释的全面否定，认为他口是心非，即便认错也是暗含讽刺，内心里还是责怪皇帝听信小人谗害功臣之言。￠精,武′暁`税·枉, *吾?错?内*容,并将自己的“君道”与年羹尧的“臣节”彻底对立起来，指天誓日，要先占一个“是”字，彻底将年羹尧证成大奸大罪之人。而前半段更是挑明了年羹尧的最大威胁是“称帝”“造反”，什么调你任杭州将军是让你休身养息、减少公务啊，你编排得倒巧！朕就是听说那里有造反的谣言，偏要派你这个有本事造反、也有本事镇压造反的人去，何去何从，听君自便。

与此同时，皇帝积极布置新的川陕班底，特别是军事班底，除任命已经转换阵营的岳钟琪接任川陕总督外，还将那位比年羹尧更有资历出任大将军的宗室贝勒延信也调到西安城，担任西安将军，统领西北的驻防八旗。当年羹尧发现，奉皇帝之命来到西安向自己逼宫、接替自己担任川陕总督的竟是岳钟琪时，他明白地意识到，自己的川陕军政集团已经被雍正帝彻底瓦解了。~艘?艘!晓?说`惘, /追?醉`辛?章′結-

年羹尧离陕之前，与岳钟琪有几次私人对话，被岳钟琪一一上奏给雍正皇帝。如六月十三日，年羹尧对岳钟琪说：“我的事皇上曾有谕旨否？你我相与一场，你须实实告我。”

岳钟琪答曰：“并无。”

年羹尧随后哭泣不止，感叹：“我将来身家性命是不能保了……我的病不好，每夜出汗，饮食减少，身子很弱。”

岳钟琪不过虚言安慰说：“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罪，调升将军，从此若能悔罪改过，诸事安静，自然无事了。”

十六日，二人又一次单独会面，年羹尧说：“我们交代之事已毕，我明日起身，又有一件事托你。我的两个儿子，一名年富，一名年斌，河东盐商傅斌，即此二子之名捏的，求你照看。”

岳钟琪回道：“河东盐务现有钦差部堂审理，令郎未必能行盐了。”

年羹尧说：“如不行就罢了。!x!i?a/n-y.u′k~s￠w￠.￠c!o~m′我的事凡可照应者，务求照应。”

岳钟琪回答：“君恩友义，轻重自分。无论事之大小，断不敢隐晦存私，诸事总在圣恩，照应二字不敢如命。”

以这两组对话观之，直到离开西安前，年羹尧对与岳钟琪的私人友谊仍抱有很大幻想，对雍正帝的态度也没有做最坏的打算，而经过这样的对话，他想必是醒悟了不少。同城之内，岳钟琪、延信两把利剑高悬在他的头上，让他不得不俯首听命，黯然离开西安。

因为有了这样的底气，雍正帝对于年羹尧策划的“万民保留大将军”活动嗤之以鼻，甚至大开嘲讽，说：总督的本品是二品，而将军是一品，我这是给你升官啊，你何苦这样恋恋不舍呢？

年羹尧离开西安后，一边应付着那些要他“明白回奏”的责问，一边一路东向，两个月后来到了运河上的重要一站——江苏仪征。按照旨意要求，他应该从仪征乘船，向南前往杭州上任。但年羹尧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自己当前的处境，大概也如雍正帝所说的，他像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人公那样，感到自己被奸臣陷害，又没有机会到御前剖白倾诉，所以落到这个下场。于是他抱着一线希望滞留仪征不行，上书雍正帝，请求沿运河北上，进京面圣。

显然，年羹尧的这个救命稻草抓得并不明智，反而又给雍正帝抓住了把柄。皇帝当即表示：怎么着？都到了这个份上，你还想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还舍不得大本营西安？你如今车马楼船、家人上千，停留在运河要津、南北通衢之地，还要北上入京，是何道理？既然给你脸不接着，那好，杭州将军你也不用当了，干脆降为闲散章京，在杭州旗营内听候新任将军安置吧！

雍正三年七月，在皇帝的授意下，内阁、九卿、詹事、科道等官根据现有公开证据，合词奏请将年羹尧诛戮以彰国法。雍正帝称之为“在廷公论”，但对此建议仍然不置可否，而是命内阁下旨询问各省将军、督抚、提督、总兵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