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计划落空，索长阿第三子绰奇阿又与六祖宝实之子康嘉、觉善等同谋，纠合哈达部兵，以浑河部兆嘉城主理岱导引，劫掠了努尔哈赤所属的瑚济寨而去。/零`点￠看′书′ !庚.辛\罪+筷*理岱，也是努尔哈赤同姓宗人。当努尔哈赤率攻兆嘉城时，龙敦又暗中遣人将消息密告理岱，致使他劳师往返，一事无成。[5]

如上所述，仅在万历十一年初至翌年五月的一年多里，见于史书记载的五祖子孙谋害努尔哈赤的活动就达五六次之多。对于族人的加害，努尔哈赤到晚年仍记忆犹新，曾说：“……谁不欲杀我？与我同祖所生六贝勒子孙数次欲杀我而未得逞”，[6]犹心有余悸。

发生在努尔哈赤家族内的这场风波，在更大范围来讲，不过是明末女真社会中“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现象的一个集中写照。在部落和家族内部，海西哈达部长速黑忒、王忠，俱被其部民、族属所戕害。辉发部拜音达礼，为窃据部主之位，杀族叔七人不以为意。[7]既然酋长的职位可以用来在对外征伐中夺得财富，争夺这个权位的斗争也就不能不激烈展开。在酋长家族内部，这种斗争往往采取“骨肉相残”的激烈形式。-x_i/n^r′c*y_.^c-o¨m′

而努尔哈赤之所以面临几乎全族人的反对，恐怕还在于他向传统族权发出了挑战。在明代女真社会中，族中长老受到普遍敬重，甚至酋长也不能独断专行，而必须时时征询族中长老的意见。氏族议事会，最终取决于长老的集体意志。这种传统在15世纪末仍在建州女真中保持着强烈影响。酋长李达罕会见朝鲜使人时，“耆老及族类等重五六行，序立”。[8]是往昔氏族长老议事会的残影。外出拜客宴筵，年轻的酋长之子坐在下首，同行的长老坐在上首，正是女真人俗“以年之老少为上下”的血缘辈分观念的具体体现。[9]在长老族权的威慑下，子孙们只能惟命是从，而不准有丝毫忤逆。对照努尔哈赤的行止，却与此大相径庭。他起兵往攻尼堪外兰时，年方25岁，当时持反对态度的大多是他的伯、叔辈，六祖一辈也应有人在世。在这种情况下，他置长辈意旨于脑后，执意以行，从事的又是一项以少击众，以弱攻强，风险性极大的事业，在族人中受到孤立以致迫害，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不过，也正是从这一点上，折射出努尔哈赤不同凡响的勇气和胆识，以及独立不羁的性格。-纨^夲+鰰`颤¨ !已^发^布_蕞~欣?蟑,劫!

努尔哈赤在起兵初，能够以一支兵少将寡的弱小势力取得节节胜利，除了娴熟运用“远交近攻”、“恩威并行”等一系列策略外，与积极延揽异姓“古出”的成功做法大有关系。

“古出”是明末女真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力量。《满洲实录》卷一记，癸未年（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欲聚众往寻妹夫噶哈善尸，族中兄弟俱与龙敦同谋，无意前往，最后他“带数人寻之”。这里的“带数人”，满文体写作“ini udu gucu be gaifi”（率其数古出）。同年五月条又记，某夜刺客潜入努尔哈赤家宅被擒，“有弟兄亲族俱至，言挞之无益不如杀之”。“弟兄亲族”的满文体为“buya deote gucuse，booi niyalma”（众幼弟，众古出，家人）。当时努尔哈赤只有部属30人，[10]兄弟、古出、家人是基本成分。古出的本义是朋友，这里的“古出”则指那些与部落酋长结为特殊依附关系的社会成员。他们不是家族成员，一般说来，也不是本氏族的成员。他们投依主人，平日与主人同居，随主出行。当酋长家族内部因利害关系而产生裂痕时，“古出”与主人之间更显示出较族人尤为亲密的关系。

“古出”是女真氏族社会末期等级分化的产物。社会成员的分化一方面赋予部落贵族经济实力和政治、军事上的特殊权力，使他们拥有了在自己周围纠集一群“古出”并令其效力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又驱使一些人为了觅得衣食，获得荫庇，分享掳掠的余润，而主动投附。正是在这种利害关系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