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也没能逃避惩处。^纨~夲*榊+戦, *追+醉/芯-章¨截\他们于多尔衮生前趋炎附势，百般谄媚，在他死后立即改换门庭，在郑亲王济尔哈朗主持下联名向福临举发多尔衮“逆谋”种种。尽管他们在奏疏中为自己“从前俱畏威吞声，不敢出言”的行为表示了反省，毕竟不能改写那段历史。何况他们在罗织睿亲王罪状的过程中，自以为立有大功，分取睿王府没收的大量财货、人口，也引起福临诸多不满。但当时大局未稳，故福临隐忍而不发。八年后他才谕示议政王大臣，列举他们“谄媚抗朕之睿王，及睿王死，分取其人口、财货诸物”等罪，命王大臣会议以闻。奉旨议准，降巽亲王满达海及端重亲王博洛之子为贝勒；其分取睿王之家人、牲畜、财物俱籍没；投充汉人照贝勒应得之数给予，余俱释为民；惟敬谨亲王尼堪，因出征阵亡，仍由其子承袭王爵，但分取睿王家产一并籍没。[48]

清朝前期，宗室贵族内争相踵，报复不断，与这一历史线索相伴终始的，则是皇权的不断上升与宗室诸王实力的削弱。·零\点^墈+书? ~追!蕞^薪￠蟑?结¨福临治罪多尔衮，打击了宗室强藩，解除了对皇权的威胁。两黄旗与两白旗争夺最高统治权的长期斗争几经起落，以皇权胜利告终。

多尔衮生前领三旗，他将多铎子多尼归入正蓝旗，两白旗分给养子多尔博（多尔衮无亲子，乃抱养多铎第五子）。[49]福临亲政后，在原有两黄旗基础上，又把多尔衮麾下最精锐的正白旗收归己有，形成新上三旗（原正蓝旗换出）。上三旗下五旗体制正式形成。上三旗为天子自将，地位高贵，下五旗则渐成诸王分封之所。与皇权颉颃几朝的旗主之权则成历史陈迹。

体制确定后，福临又变更了八旗官职的名称。顺治十七年（1660）谕，“以后固山额真汉字称为都统，梅勒章京称副都统，甲喇章京称参领，牛录章京称佐领”。[50]固山额真的汉意为“旗主”，事实上并不真正主旗。取消这一称谓的意义在于，皇帝为天下共主，不能与他人分享“额真（主）”之名。从此，八旗都统特别是下五旗都统，不再是以往王、贝勒的私属，而是渐与部院衙署官员等同，均是任由皇帝黜陟的行政长官。?看,书?君, ?已?发￠布?嶵^芯.漳!结!

福临亲政虽只14岁，但不愿再听凭强藩摆布。顺治九年三月，他谕令取消诸王、贝勒管理六部、理藩院、都察院旧制。郑亲王济尔哈朗虽地位尊显，也只晋封“叔和硕郑亲王”，不再让他主掌朝政。

福临亲政后，时常把明代兴衰得失的历史经验引为鉴戒。他深知“帝王临御天下，必以国计民生为首务”[51]的道理，采纳汉臣范文程等人建议，设立兴屯道厅，在北方推行屯田开荒，认为这是既可解决“赋亏饷绌”，又可“弭盗安民”的良策。在四川等地，则实行由政府贷给牛犋种子银，“听兵民开垦”的政策，鼓励垦荒。但因政府本身财政拮据，无力筹措大量牛种银两，使这一政策收效不大，也难以在全国推广。顺治末年，颁布督垦荒地劝惩则例，积极鼓励地主、乡绅招民垦荒；又颁行户部议定的官员垦荒考成则例，以官员的垦荒实绩，作为奖惩的重要依据。

与此同时，实行“轻徭薄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农民的剥削。顺治十四年，福临为了防止地方官额外聚敛、豪蠹侵渔中饱，以致民生困苦，特命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额数为准，免除天启、崇祯年间的繁重加派，编成《赋役全书》。颁行以后，农民所受剥削较之明末有一定程度减轻。福临还下令停止了多尔衮为避暑之需，在边外修建新城的工程，免除各省加派银250万两。

顺治十六年（1659）春正月，从遥远的南国传来清军攻取云南省城的捷报。至此，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武装力量，除地处东南沿海一隅的郑成功之外，都被讨平。当有人提议举行祝贺时，福临的反应却意外地平静。他表示，大业一统，“非朕德威所能自致，何敢居功，宣捷表贺等礼俱不必行”。[52]摆在福临面前的，还有许多未竟的事业，但突然袭来的疾病，却注定他壮志未酬。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三，24岁的福临染上天花，一病不起，初七夜病死于养心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