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大庄每所地130垧（780亩）至70垧（420亩），半庄每所地65垧（390亩）至40垧（240亩）不等；园每所地30垧（180亩）至10垧（60亩）不等。五年又定，亲王给园10所，郡王给园7所，每所地30垧（180亩）。其二是按所领壮丁领地。顺治二年定，王以下各官所属壮丁，计口给地6垧（36亩），停支口粮。[88]八旗王公贵族在长期掳掠战争中，都将大批人口作为战利品攫为己有。八旗编审壮丁册载：顺治五年（1748），八旗人丁共34.6万余人，其中满洲、蒙古包衣阿哈尼堪（包衣为“家里”意，阿哈为“奴仆”意，“尼堪”为“汉人”意，全意为“汉人家奴”）有21.6万人之多。[89]户下奴仆约占全部八旗人口的70%以上，正是清初满洲蓄奴制度异常发达的一个缩影。由于宗室贵族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特权，他们的奴仆壮丁盈千累万本不足为奇。这些壮丁都是“按丁领地”，有的在王公家内服役，有的编入庄园。

除了按爵领地和按丁领地外，王公贵族还通过逼民投充的方式攫取土地。顺治二年，清廷颁布招民投充的诏谕，准被俘获的包衣人丁，其近支弟兄或无衣无食贫民，投充旗下。各王公、贝勒接受投充人虽有定数，实际上却大量逾额。许多投充旗下的民人带有土地，为王庄提供了新的土地来源。如投充英亲王阿济格府下的687人，就携地85万余亩。[90]再如摄政王多尔衮，前后滥收投充人1400多人。[91]由此占有的土地自然较英亲王更多。这种情况，在当时应是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