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使爱新觉罗的列祖列宗们蒙受了奇耻大辱。但这不过是一连串沉重打击的开始。在他身后相继嗣位的咸丰帝奕（1851—1861）、同治帝载淳（1862—1874）、光绪帝载湉（1875—1908），以及末代宣统皇帝溥仪（1909—1911），无一不是在内忧外患的交相逼迫下惨淡经营祖宗留下的基业。咸丰八年（1858），清廷与英、法、俄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两年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丧魂落魄的清政府先后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同治年间沙俄逼签《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伊犁条约》；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甲午战争（1894）中一败涂地的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光绪二十六年（1900），英、法、俄、德、美、意、奥、日八国联军的铁蹄蹂躏北京。在刺刀的威胁下，清廷与八国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外国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清朝割占了大片领土，勒索了巨额赔款，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中。爱新觉罗皇室所面对的，是历代统治者从未遇到过的新难题，他们无力应对，惟有被历史的如椽巨笔，在“十全武功”的辉煌功业之后，续写耻辱的篇章。

一 清季宗藩

清朝开国，宗室王公分领八旗，兼及议政，权势之大，几与皇帝分庭抗礼。入关后，天下底定，文事日盛，诸王公权柄，渐不如昔，康熙末年，诸王各树党羽，争夺储位，雍正帝即位，对异己大加芟夷，威服自专，诸王谨小慎微，不敢稍稍越轨。旗主与皇帝分庭抗礼的残余终于荡然无存。宗室王公惟知锦衣玉食，养尊处优，才干日益衰退。同、光以降，宗室仕途，日渐拓宽，外可任道、府以上官职，京中也常居要津。当时国难方殷，内忧外患，清室倚用宗藩，无非藉资辅弼。但所用大多庸碌无能。亲贵用事，时人有“目不识丁之亲王大臣，唱京调二簧之将军都统”的讥评，自然难堪重任。即便有一二较有能力者，又不免彼此勾心斗角，争权夺利。